陈独秀风雨人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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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1）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汪精卫赶来致了贺词后，为了防止意外，会场迁往汉口市郊黄陂会馆。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下午2时，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警察厅看守所被绞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琛、古应芳杀害。
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主席台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大家起立唱《国际歌》，有人发现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4月29日，陈独秀作工作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他谈农民问题话很少，最后提到：“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
两年……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这个政治报告的大纲是罗易规定的，所以提到西北学说。
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说：“糟糕。”罗亦农绰号“大口”，他刚刚赶到武汉。羊牧之走到低头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瞿秋白身边，轻声说，“叶挺问中央讨论过没有？”瞿秋白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说，“要相信中央”。羊牧之点点头，走到一边去了。叶挺的话，唤起了瞿秋白的回忆。陈独秀的报告，在“五大”预备会上讨论过，而且发生了争论。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这些情况，瞿秋白当然不好告诉羊牧之。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代表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辩论。
辩论进行了4天。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41号见到了毛泽东，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意见。
辩论期间，每个代表收到瞿秋白写的4万字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瞿秋白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现在轮到陈独秀出汗了，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咕噜咕噜“见了鬼了”。这是彭述之的出口腔。瞿秋白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们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们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在文章后，瞿秋白写道 ，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在小组讨论时，瞿秋白当面讽刺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在作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脸色刷白，但声调高昂。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代表们如饥似渴地低头读小册子，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会场上出现了喜气洋洋的局面，昨天令人压抑的气氛被冲淡了。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一边翻《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边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见杨之华在认真听，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这5个问题是：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
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他在大会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准备了提案，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蔡和森说：“我党必须负起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责任，而不能当他们的尾巴。我们应当通过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来一扫小资产阶级身上的动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的革命肯定会失败。”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忘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同时在庇护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人随时可能重演三·二○和四·一二事件。”
中共“五大”（2）
5月初，鲍罗廷在会上说，我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的，如果我们打败张作霖，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地消灭蒋介石。我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急的局面，若再坚持三四个月，我们就必将取得胜利。
5月3日，维经斯基讲话：“代表团讲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无产阶级将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党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彼得罗夫同志为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还这样说，‘您承认这一点还是大家抨击您，您都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彼得罗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像彼得罗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判处我的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监禁’……在大会辩论期间，我们党的成就谈得很少。我希望陈独秀同志在闭幕词中谈谈成就……最后我想说，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有一种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症，不是存在一个中心，而是两个中心。不久这些原因就会消除。”
维经斯基讲话后，罗易作“五大”上第二次发言：“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他所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罗易反对张太雷，偏袒罗亦农，是因为张太雷支持鲍罗廷西北说。
经过争论，“五大”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大地主所占据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目前国民运动应继续高涨”。
共产国际代表考虑增加新的力量，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增加了人数。结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萧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当选。此外，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等11人。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彭述之终于落选。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为秘书长。
因为矛头集中在彭述之身上，加上陈独秀作了检讨，国际代表罗易又说：“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结果选举时，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3月中旬给苏共中央去信称，“老头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
斯大林与新反对派（1）
罗易和多里奥1927年5月9日给斯大林拍电报：“在土地问题上，在共产党人当中有走得太远的倾向，在代表大会上经我们的努力制止了。”他们是指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五大”后，维经斯基和罗易都不愿立即回莫斯科。维经斯基认为，目前往莫斯科可能被英国人逮捕。罗易认为邀请他去莫斯科意味着解除他在中国的工作，他打算永远离开政治生活。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拍电报：（1）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2）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
随着中国革命危机加剧，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也白热化了。4月5日，季诺维也夫致联共中央政治局：“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们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给于我。”4月14日，季诺维也夫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说：“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会上说：‘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的议会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必须消除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一切可能。”
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
针对斯大林的文章，5月7日，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说：“此大纲在中央会议上并未提出讨论……为什么大纲可以公布，而对于大纲的批评就不可以公布呢？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错误……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斯大林的大纲是代表中央发表的……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把这个大纲看过，仅经他们三个人的同意……斯大林说‘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事实怎样，反映出来这个路线，谭平山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12。）自己的报告中说：‘……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