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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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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叫节外生枝也好,不叫节外生枝也好,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一月十四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八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我们提出这个项目是有理由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都要惩办日本战犯。即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认为惩办冈村宁次等日本战争罪犯和惩办蒋介石等国内战争罪犯一样是理所当然。无论你们说我们是有和平诚意也好,没有和平诚意也好,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这两类战犯都得惩办。关于叫你们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这些战犯逃跑的问题,你们认为“不应有先决条件”。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这不是先决条件,这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着我们在谈判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你们闲得发慌,因此叫你们做一件合理的工作。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的好心眼儿的人们,你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胞的负责者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但是既然你们声明叫你们马上逮捕这些东西显得颇有为难之处,那末也罢,你们就防止他们逃跑吧,千万莫叫这些东西跑掉了。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此外,该发言人还说了许多废话,这些废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南京或广州或奉化或上海的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注意,政府二字加上引号)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这篇声明的态度又有些不够郑重的话,那末,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只能取这种态度。 




  注  释 
  〔1〕见本卷《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注〔3〕。 
  〔2〕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这个电报估计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因而及时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这个方针,对当时新解放区干部问题的解决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性质,参看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四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⑴,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要在此种条件下去进行乡村工作。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因此,你们必须在二月处理其他一切问题,而在三月一个整月内,全部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⑵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一点,你们亦必须严重考虑。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十二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⑶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一切后方工作交山东分局负责。 




  注  释 
  〔1〕指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的行动由一九四九年四月提前到三月。后来由于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间又延至四月下旬。 
  〔2〕 见本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3〕为适应淮海战役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淮海战役后,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在渡江作战中,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⑴、平津战役⑵和南线的淮海战役⑶期间,这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十月初至今年一月底的不足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除了傅作义将军协助人民解放军已经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以外,各地希望和平解决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⑷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蒋介石集团长期地不敢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命令,其理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项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民党当时发出这个指示,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已经在主张言和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⑸,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⑹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去要求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⑺。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⑻,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⑼。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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