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母与蜗牛 -[美]刘易斯·托马斯　-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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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是一种可敬、体面、正当的衰朽：





　　　　　　　　全车都有些微的朽坏，

　　　　　　　　可哪部分也不更加厉害。

　　　　　　　　因为教区长手艺高强、

　　　　　　　　做得各部分都是一样，

　　　　　　　　不会有首先破坏的地方。





　　　　然后，崩坏的时候到了：





　　　　　　　　……轮子和车辕一样结实、

　　　　　　　　底盘和桥也毫无二致。

　　　　　　　　车身坚固得可比底盘，

　　　　　　　　后杆牢靠得恰似前杆。

　　　　　　　　可作为整体它有了疑问，

　　　　　　　　过一个钟点它就要毁损。





　　　　这是怎样的完结方式！





　　　　　　　　五十五年霜月开头一天，

　　　　　　　　这早上教区长赶车溜弯。

　　　　　　　　喂，小孩子们让让道儿、

　　　　　　　　顶好的单马车开过来了。

　　　　　　　　拉车的是鼠尾羊颈的骝马，

　　　　　　　　“驾”，教区长吆喝一声上了路。





　　　　然后是崩坏的场面本身。没有眼泪，没有怨诉，没有附耳倾听最后遗言，没有

悲伤，只有众生之道，功德圆满的成全。听：





　　　　　　　　车子来到山坡上的会议厅，

　　　　　　　　突然间辕马站住不动，

　　　　　　　　先觉一震，接着打了个激棱，

　　　　　　　　然后像着了魔法一样笃定——

　　　　　　　　教区长蹲到一块石头上，

　　　　　　　　会议厅的钟正把九点敲响——





　　　　最后是残余的景象：





　　　　　　　　教区长站起身四周环顾，

　　　　　　　　你道他看见了什么景物？

　　　　　　　　旧马车成了堆可怜的朽木。

　　　　　　　　就好像进过磨坊遭了碾压！…

　　　　　　　　——它一下子全散了架…

　　　　　　　　没有哪一个部件先坏——

　　　　　　　　恰像肥皂泡爆破开来。





　　　　这首诗里我最喜爱的句子，是最富有意义的那句。它许诺说衰老是一个井然有

序的，干枯的过程，以最自然的事件而告终：“就好像进过磨坊遭了碾压！”



　　　　这句诗以高度的隐喻暗示了一个健康的老动物、老人或老蜉蝣死亡时的情景。

并没有来自外部的邪恶力量，也没有举足轻重的中心缺陷。死亡的过程内装于系统

中，以便于这事能一下子发生，在定好时的、由遗传因子决定了的生命配额的尽头

发生。中央集权结束了、平常拢聚细胞们使其成为一体的力终止了。细胞们彼此间

失去了认同，细胞间的化学信号到头了，血管由血栓堵塞住、管壁破裂，细菌得以

自由进入通常禁止入内的组织，细胞内的胞器开始脱离；没有什么还聚为一体，这

是数十亿肥皂泡一下子爆裂开来。



　　　　这是怎样的完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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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预科的课程设置







　　　　过去十年间，现代医科院校对这个国家文科教育的影响一直是破坏性的。这样

说一点也不过分。医科院校的招生政策乃是麻烦的根源。如果不作点什么来尽快改

变这些，那么，上大学的所有乐趣就全毁了。不但对于那越来越多的多数为当医生

而活着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是这样，对其他所有人，对所有学生，以及所有教师来说

都是这样。



　　　　医科院校过去常说，他们希望考生受过尽可能广泛的教育。他们也真的那样作

了。医科院校的前两年几乎全给了基础生物医学科学，几乎所有入校的学生是在那

些年月里第一次就近窥见科学的。三门化学课，物理课，还有某种生物学，是要求

于大学生的全部。医学院的介绍材料上花言巧语，鼓励学生主修一些非科学的学科，

如历史，英语和哲学。但不是很多人这样作了。近几代医学预科学生中，几乎全都

主修化学或生物学。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被允许涉猎其他学科。



　　　　医学院院长办公室里，至今还有关于需要普通文化背景的议论，可没有人真的

这样想，而医学预科的学生们的确不相信这个。他们专注于科学。



　　　　他们发疯似地专注于科学，他们为分数而活着。假如有一些文科课程让他们选

修，而不至于妨碍在班级的名次，他们会排队选修。但除科学之外，任何别的学科

他们都不可能钻进去，获得坚实的功底。所谓的社会学成了传统学问的极其热门的

替身。



　　　　医学顶科的学生毒害了文科院校的空气。这不是学生的错。他们开始并不一定

是一帮坏人。他们的行事有着坚定的信念，假如不这样行事，他们就进不了医学院。



　　　　我有个建议，要实行这一条建议，需要所有医学院院长发布如下的通告：自即

日起，任何考生，凡自我标记为医学预科，而以其选修课程区别于其他同学者，其

档案将在三级分档中列入第三档。“医学预科协会”的会员资格本身，就是医学院

拒收的理内。任何院校，凡自称开有“医学预料课程”的，或为一些自称为“医学

预科顾问”的人们兴办的，医学院都将拒绝承认。



　　　　再说分数和年级排名。显然没法无视这些作为录取的标准，但是，予以重视的，

应是各科的总分。而且，由于医学院校的课程表如此，或应该如此局限于生物医学

科学，那么更应该注意学生入校前在其他的、非科学学科里的成绩，以便确保作一

个内科医生所需要的心智上的广度。



　　　　于是，假如有医科院校升学考试的话，那么，科学部分应尽可能简短，而分量

则应最轻。文学和语言学的知识应该是主要的试题，分量也应最重；历史应该考，

很严格地考。



　　　　最好还是一劳永逸，把医科院校升学会考取消，而完全依赖大学教师的判断力。



　　　　假如有一些中心的、核心的学科，普适于所有学院的课程表，能够用来估价大

学生头脑的自由程度，他的坚韧和决心，他在理解人方面的固有能力，和他对人的

处境的同情心，这事是可以办到的。为此目的，我建议恢复古希腊语，作为大学本

科教学的拱心石。　美国大学生活中失去荷马和阿蒂卡的希腊语（Attic　Greek），

乃是本世纪的灾难之一。恢复它的地位，将会迅速弥补几代人靠译本读支离破碎的

希腊古典而对现代思想造成的使人意气消沉的效应。有能力仔细研读荷马的语言，

从中感受到美妙的诗意，这可以作为一项苛刻的试验，考验一个内科医生所需要的

头脑和个性的品质。



　　　　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希腊语，那么，有志于读医校的大学生就会被服别人放

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作为特殊一伙的标志就模糊了。这对大家都好。此外，目

今大学校园里在读法学预科，甚至还有商学预科的学生中出现的选修特别课程这一

令人沮丧的潮流，或许也可以及早制止，以免造成更大的破坏。



　　　　拉丁文也应该恢复，但如在中学里就学习过，那就免了。如果在读大学之前就

已消化了贺拉斯，那么，拉丁文可就此打住。但希腊语一科却实在适宜于大学生的

头脑。



　　　　英语，历史，至少两种外国语言文学，还有哲学，都应列于名单的前列，仅次

于古典，作为基本的要求。报医学院的考生应被告知，这些课程的分数将比其他任

何学科更重要些。



　　　　考生们须知，如果他们在暑假里去当地社区医院作志愿工，作病房助手或实验

室助手，不一定就会因此而遭到白眼，但同样也帮不了他们的忙。



　　　　最后，学院也应该在谁上医学院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他们了解——他们

应该了解——那些典型的聪明可敬的学生，他们的判断应该对升学最有分量。如果

他们决定不用班级排名作为推荐考生的标准，那么，他们的评价应该站得住脚。



　　　　这一新政策的第一个和最明显的受益者将会是大学生本身。再也不会有“医学

预科”学生——在他们可以被认作一个一致帮伙的任何地方——那一个最可憎的帮

伙来蚕食大学的心脏。其次，得益的是大学教师们。他们会重新掌握自己课程表的

命运，不管好坏。再次之，但可能是最受益的，将是医科院校里从事基础科研的教

师们，他们会再次而对坐满教室的学生，这些学生求知若渴，随时准备为全新的、

陌生的知识领域而震惊和兴奋，而不再为什么有关什么无关这些先入之见所毒害。

这些观念瘫痪了今天医科院校学生的头脑，他们已被科学填饱到腻味的程度，以至

于在第一年的头三个月就想开始作精神病医生了。



　　　　最终受益的将是社会。我们可以期待新的一代医生，他们跟任何人一样博学，

跟学院和大学里的任何人一样懂得人生，懂得人一直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在关于

我们文明的知识的岩床上，医科院校的学生尽可以构筑起坚实的医学大厦，但那岩

床会永远存在，直直地托起所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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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医学经济学的历史短笺







　　　　医学过去的好时光是什么样子，风光有什么不同、我已有些茫然。当然，我知

道，这些年月，科学和技术已经历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医生们能够治愈这么多疾

病，减轻这么多伤残，这是我年轻时想象不到的。可还有另一点不同，我已把它给

遗忘了。



　　　　几天前翻看1937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时的年级纪念册，我找到了它。阿尔伯特

·库恩思（Albert　Coons）是那本纪念册的编辑。纪念册收入教师中突出人物和行

政人员的通常尺寸的照片，还有我们年级每个同学的较小的照片，每张照片附一则

生平短语，其中包括毕业生的职业打算。顺便提一句、库恩思倾其一生从事免疫学

研究，以发现用荧光染剂标记抗体的方法起家，这种方法称为库恩思技术。他在照

片下方的短语中声明，他打算去东部行医，作内科医生。实际上，我的同学中，几

乎所有后来走上科研和教学道路的，在毕业时都相当有把握认为自己将成为开业医

生。



　　　　我扯远了。我想说的是，作为编辑，库恩思本来的打算不仅仅是记录年级的统

计数字。他决定为纪念册作的事更有雄心些。他准备了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发给本

校十年前、二十年前和三十年前毕业的几个年级的男校友。我还记得寄出那些问题

单时的讨论，特别记得我们大家其时的共同感觉，就是，我们是在取样很极端的学

长：1927届和1917届毕业生对我们来说已是很遥远的人物了。而1907届的人则像盖

伦（Galen）一样遥远。



　　　　谁也没想到，二百六十五个男校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填写了问题单并寄了

回来。这对我们这些初涉社会学的人来说是相当好的结果了。



　　　　最有兴味的发现，是在年度纪念册中详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