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评注菊与刀 txt打包-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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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皇，才是他们历史上习惯的天皇形象。他们很明白怎样和这样的天皇相处。从地位来看，世界各国的皇室很少有如日本这样稳固的了。】在明治改革初期，日本的政治家去西方各国考察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实际上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冲突，而这对于日本精神来说是不足取的。回国后，他们在宪法中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国务大臣的一切行为均不负任何责任。天皇只是日本国民团结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对国家负责的元首。天皇已有近七百年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了。因此，很容易让他继续充当后台的角色。明治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全体日本国民对天皇绝对忠诚，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最高道德。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尽忠”主要针对世俗首领—将军。22【22萨评：将军，指的是日本幕府时代架空天皇后真正的执政者“征夷大将军”，他们的地位类似今天的日本首相。有些“将军”也颇有着“朕即国家”的观念，如室町幕府的足立义满将军就接受过明朝“日本国王”的封号，而根本没在意还有一个天皇。】这一漫长的历史警告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在新的规定下要想完成他们的目标，需要做什么工作。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将军既是大元帅又是最高行政首领，其属下虽然也对他“尽忠”，但阴谋推翻其统治以至谋杀他们的事情仍是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会与对封建君主的忠诚相冲突，而且对封建君主的忠诚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诚显得更有紧迫性。因为对君主的忠诚是建立在直接的联系之上。相形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难免要淡得多。在动乱时期，武士们也经常推翻将军的统治，然后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明治维新的先驱和领导者们打着“忠于天皇”的口号与德川幕府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斗争。而天皇则常年深居皇宫，因而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天皇的形象。23【23萨评：更可怕的是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天皇才首次被承认是一个“人”，这之前，天皇在日本始终是生物学的禁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虽然他的御医肯定知道天皇属于人类，但这个观点如果传播给老百姓，基本上他的命运就是被乱石砸死或一刀砍掉脑袋。】明治维新运动就是这种保皇派的胜利，也就是从1868年起，“尽忠”的对象才从将军转到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天皇”身上，也证明了“复辟”是正确的。天皇继续与世俗隔绝，他仍是将权力授予自己的“阁下”，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决定政策，仍然是由一批经过更加认真挑选的顾问来帮他执掌政务。真正的剧变是在精神领域，“尽忠”的对象已经转移到了天皇身上，他是神圣首领——地位最高的神职人员，是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
第六章 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 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7）
当然，“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天皇身上，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即皇室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但对于这个传说中涉及的一些神学观点，并没有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知识分子，也从未对必须忠于天皇提出过任何疑问。而至于那些接受天皇神圣血统观点的一般老百姓，他们的理解也与西方人想象的不同。“神”也就是英文的“god”，字面意思是“首领”，即位于等级制度的顶峰。与西方人不同，日本人认为人与神之间并没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还认为人死后都将变成神。24【24萨评：这里面多少有一点误解。比如普通的士兵，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如果战死也会变成“神”。但这个“神”和天皇家的“神”不是一个概念，至少不是一个等级。这种普通人变成的“神”只不过享受祭祀而已，但天皇家的“神”，其含义在于天上人间都归他统治。所以，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活着天皇是领袖，死了变成神，天皇还是领袖。】在封建时代，“尽忠”就是要对等级制度中没有神性的首领表示忠诚。而后来“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转移到“天皇”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尽管西方人一再说日本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的都不一样，认为它这种皇室的延续只是一个骗局，但这种指责是毫无用处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并且根据这一规则，日本的皇室继承也“永久保留了下来”。与中国不同，日本没有经过三十六个王朝的改朝换代。虽然经历了一些变迁，但日本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遭到破坏，其基本模式没有变化。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百年间，反德川统治的势力也是利用这种理论，而不是天皇神圣血统的理论。他们说，既然“忠”的对象是等级制中的最高者，那么在现存的等级制下就只能献给天皇。他们把天皇抬到了整个国家最高神职人员的高度，但这种角色并不一定就带有神学色彩，这要比简单的神裔理论重要得多。25【25萨评：日本是一个岛国，因为大海阻隔，自古以来，日本人无法理解国家间需要像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天才梅特涅伯爵那样多彩的外交活动，而敌国也极少入侵——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尝试过登陆日本，但以失败告终。因此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之封闭无与伦比，甚至比中国这样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更为封闭。因为中国虽然传统上认为邻国都是蛮夷，但总是需要打交道的，而日本人则普遍认为邻国与其他民族完全可以从日本人的世界上忽视。而剩下的日本人的世界上，有一个不变的最高领袖——天皇。由此，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关于天皇的血统，西方的怀疑确有道理。一方面，天皇家族有过不得不从其他皇族家庭过继的事情，比如后花园天皇，就是从伏见宫家过继而来的；另一方面，日本的室町幕府时期，曾有将军强迫天皇娶自己的侍女为皇后、生子继位的经历，而这个侍女当时很可能已经怀孕了。不过，无论伏见宫家还是室町幕府的足立将军家，也都是早期天皇的后代。】
近代的日本作了种种努力，将“忠”进行人格化，并特别指向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个天皇就是一位显赫、威严的人物，26【26萨评：指的是明治天皇睦仁，是一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尽管当时日本实施立宪政治，但天皇的地位在宪法之上，并且是实质的统治者。对中国人来说，明治时期最让人难忘的事情，就是进行了甲午战争，使中国的“同光中兴”毁于一旦，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此战，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白银两亿七千万两，从未见到如此巨款的日本上下欣喜若狂，而明治天皇对于这笔款项的使用是这样要求的——要在每个乡村建一所小学校。】在其长期统治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日本国民的象征。他仅有几次在公共场合露面，并且都举行了隆重的崇拜仪式。当民众向天皇鞠躬的时候全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抬头正视天皇。二楼以上的所有窗户都全部紧闭，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俯视天皇。他接见高级顾问也具有类似的等级制度的色彩，据说天皇不会召集行政官员，只有少数“阁下”们具有“面见”天皇的特权。天皇通常不针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一般诏书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方面的内容，或者是某件事情解决后再次安抚民心。当天皇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就变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民众都为他虔诚祈祷。27【27萨评：明治天皇死于糖尿病，死时，日本陆军的老将乃木希典夫妇竟然自杀殉葬，大约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后的殉葬事件了。】
第六章 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 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8）
通过这些方式，天皇成了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纷争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了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因此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对国旗有严格的仪式，这种仪式不能针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实施。然而，日本却充分利用天皇作为最高象征的价值。人民可以敬爱天皇，天皇也可做出回应。民众听说天皇“关心他们”时会欣喜若狂。“为了使天皇放心”，他们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日本的文化就是注重人们之间的联系，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如果一个正在受训的教师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那么他将受到指责，因为必须说是要报答天皇。
“忠”建立了一种臣民—天皇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直接向天皇效忠，没有任何媒介，用自己的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民众又是通过各种媒介获得天皇的各种命令。“天皇御旨”就可以唤起人们的忠，它的强制力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产生的。28【28萨评：这既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也给天皇犯错误时诿过于下创造了条件。这两种事情虽然都曾在日本的历史上发生过，但对天皇来说，这种情况显然还是利多弊少。】罗里曾描述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常规的军事演习中，带队军官下令，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在极困难条件下，能够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在那天的训练中，有二十多个人由于口渴和疲劳而倒下，五人死亡。最后检查水壶的时候，发现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少。“在那种情况下，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29【29萨评：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日本军队的，是说一队兵士在悬崖上训练齐步走，快要走到断崖的时候，军官因为受到别的事情的干扰分神，没有发出立定的口令，结果等他转过头来，发现自己的士兵已经一个一个地走向断崖并摔死在下面。这个例子在日军中被作为服从命令的正面典型而表彰。然而在我看来，这正说明了日本人的独特性格。他们遵守命令和规范的坚决，常常在命令和规范正确时造成极好的效果；但是他们不由分说，不假思索地遵守命令和规范，又不可避免地在命令或规范有问题时造成自己或他人的悲剧。中国人遇到这种命令，恐怕是不会执行的，固然，有些中国人是心眼过于灵活了，碰到对自己不利的命令就不去执行，这不是好事，但也有些中国人只是自己会思索命令是否合理，因此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上级和自己的同伴。比如这个断崖行军的事例，如果齐步走的是中国人，大概会想—第一，这是和平时期，普通训练，让我们跳崖没有任何意义；第二，如果按照命令行进，我的战友会受到伤害，而军官也难逃处罚。结果呢？我们可以想象，大概某个头脑比较清醒的老兵就会自动大喊一声“立定”……至于以后是否承认是自己喊的，就要看是赏是罚了。】
“忠”影响着民事管理中的所有事务，从丧葬到税收。臣民通过税务官员、警察、地方征兵官员向天皇尽忠。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对最高恩情——“皇恩”的最好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社会习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的法律——从街道的信号灯到个人所得税，都是对个人处理自身事务自由的干涉，都会在全国激起怨恨。由于联邦法律对各州立法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