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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晚清七十年文字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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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围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绿,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载于台北《中外杂志》五十九卷第一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先谈谈「转型」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毋需解释,也解释不尽。——「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万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数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既然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西式的)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呢?——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柬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下通,在汉以后,就下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舆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雨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街,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博。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传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蛤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圆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卖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敷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敦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 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 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 Age)。吃这行皈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 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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