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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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没有载入党的纲领性方针中的目标，他们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会问题上另有所钟。在经济破坏、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各种反对派集团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提议，在１９２１年３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著名决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紒紛矠这个方针在党的团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方针不是反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那些其政治纲领同党的纲领和章程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派别组织。
斯大林常常利用这个决议来“打击”“反对派”和“不同倾向”。在他的嘴里“反对派”、“反对派分子”这些词逐渐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敌对分子”、“敌人”这些概念等同了起来。后来，党的某些领导人同党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说同领袖立场的分歧，都被“领袖”认定是“反党斗争”、“敌对活动”。斯大林主张统一，但不是辩证地而是教条式地去理解统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健康斗争，共产党员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批评上级党的机关。党内出现了“不动脑筋的一言堂现象”。在为党的“团结一致”而奋斗的旗帜下，斯大林渐渐地、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在党内生活中抛弃了民主原则。斯大林认为，统一就是执行、无条件服从指示、决心拥护上级机关的任何决定，就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的教条式思维，根除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对上边下达的旨意稍有违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谴责。１９３８年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发言时引用了一个例子：当时卡尔梅金的萨雷钦党组织将共产党员库谢夫开除出党。在政治常识课上给库谢夫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能否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建成，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库谢夫回答。
“那我们能否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
“而完全的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够建成。”
“我们能够建成彻底的共产主义吗？”
“彻底的共产主义，”库谢夫思索了一下，“没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过，我要看看《列宁主义问题》，看看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紒紜矠
就这样，由于最后一个回答，由于自己的疑问，库谢夫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但是，马林科夫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观点一致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而是暗藏在“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库谢夫在观点一致中犯了一点“偏离”的错误，而“敌人”立即利用这一点，把他开除出党。这就是马林科夫的逻辑。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2）
这样的解释歪曲了对统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统一集体意志的同时也允许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统一的决议中规定：“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紒紝矠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试图发表新的建议和倡议，或者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侮辱，或者干脆被划入“敌人”之列。对于共产党员，越来越要求他们只是“拥护”和“赞成”，而他们实际参与讨论党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机会则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地使“领袖”更加高高地凌驾于党之上，使他变成了“统治人物”。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监督权的机构。新建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为对党组织执行中央机关的决议的情况、首先是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情况实行监督。
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当作党的决定加以接受。３０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通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来参加晚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
“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来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
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
怎么办？
约·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答复：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罗希洛夫
１９３６年４月７日
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
我反对。
约·斯大林紒紞矠
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
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
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１９３７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９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