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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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会运用它的基金和大量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来宣传这样的思想：社会大众应该耐心等待科学发明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干预经济和政治制度。耐心和对简化学研究进行更大的投入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梅森和韦弗尔协助建立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摒弃了活体生物和生物群的传统知识。他们对简化论和决定论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拥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学会了使用乐观的语言进行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科研经费和地位。这跟培根在《新大西岛》以及启蒙运动提出的愿景不谋而合：通过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建立一个没有麻烦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是否该进行DNA重组研究，即后来的基因工程。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由于目前无法预计它对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成的威胁和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幸福应自动停止研究。到1973年，基因工程的主要技术都是在实验室中开发的。
第54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3）
奥克兰大学的退休高级讲师、生物学家罗伯特？曼博士强调，洛克菲勒的简化论的确可能产生社会风险，“任何对基因工程进行风险分析的尝试都注定带来更多的误导”。他指出：
“活体细胞系统，即使没有病毒或外来质体（更不用说朊病毒）的侵入，也要比核反应堆复杂得多。我们无法想象它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很多的基因拼接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有一些可能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几率很小的事故也会像核能一样产生灾难。权衡再三，我们还是不要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和生命为好。”
曼为分子生物学家敲响了警钟，但这也只是淹没在大张旗鼓的商业化农业宣传中的无数科学警告之一。这些商业化农业宣传机器与幕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大力鼓噪转基因生物。
阿比盖尔？塞勒斯教授在著名的科学期刊《微生物评论》中警告说：
“用于基因工程的生物材料中有一些称为质体的DNA小片，它们被描述成简单的可预测的转基因载体。根据传统的看法，用于把基因导入转基因微生物的质体可以被描述为不可转移的……相反，世界上没有任何‘安全的’质体……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解开一个谜：我们如何阻止或减缓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基因的转移。但是一些基因大师像上帝一样，可以预测出人为地将人的基因转移到羊的身上、把牛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中诸如此类的进化结果。”
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与通过同一植物的两个品种杂交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从而产生植物杂交品种的长期有效的方法不一样，它包括把外来的DNA注入特定的植物中。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合称为重组DNA或rDNA。一个例子就是转基因甜玉米或者叫做Bt甜玉米。它是把土壤中的一种细菌——苏芸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也叫Bt，注入玉米的染色体以预防欧洲玉米螟。1961年，Bt注册成为一种杀虫剂。然而它防御害虫的能力却值得怀疑。1999年的一份科学报告警告说：
害虫抗药性的进化是Bt毒素持续效力的最大威胁……每年种植数万公顷产生毒素的Bt转基因植物，除非我们迅速制定并落实有效的对策，否则其他害虫有可能很快进化出Bt的抗药性。
基因改变通常需要进行一种组织培养或者再生，即从经过激素或抗生素处理的被迫进行变态发展的单细胞再生出完整的植物。为了把外来基因植入植物细胞，通常会附加一个转基因细菌，即根癌土壤杆菌，这个细菌被称为“计程车”或者“基因加农炮”，这种方法也叫做生物弹道学。基因加农炮是1987年由康奈尔大学的约翰？桑福德发明的。与动植物杂交不同，植物基因工程完全绕过了有性繁殖，也不受物种壁垒的限制，自然的物种壁垒可以“一跃而过”。
生物学家、伦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侯美婉博士强调，“全新的基因和基因组合在实验室中产生，然后被植入到生物的基因组中形成转基因生物。与赞同转基因的科学家所讲的不同，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精确的。由于其结果不可预知，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和不可靠的，通常会对宿主基因组造成损害和扰乱。”
无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它所资助的科学家们或与他们合作的转基因农业综合企业，他们对检测这些风险完全不感兴趣。不言自明，他们会让世界相信这种风险是非常小的。
第一次基因拼接发生在1973年，伴随着关于误用新技术的潜在风险的激烈辩论，重组基因技术在研究实验室中迅速普及。科学界强烈关注着由于物种变异导致“人间大浩劫”的境况。“人间大浩劫”这个词源自迈克尔？克莱顿1968年的一部科幻小说《天外来菌》，它描写了一种致命疾病会使血液迅速凝结，威胁到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命安全。
1984年，在美国研究实验室中对在自然界中种植转基因植物的危害并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尽管人们仍然对此疑虑重重，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决定将其主要的资金投入到支持转基因的过程中。
第55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4）
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撤销管制政策对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影响就是，原来由相对独立的政府机构做出的有关安全与风险的决定，现在逐渐转到私营企业的手中，而这些企业看到了通过发掘生物技术日益增长的潜力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洛克菲勒的策划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吸引大型公司加入到他们的基因工程新实验中。
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
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启动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的综合性计划。那时，没有实验证据可以证明这项决定的合理性。
据说按当时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将会有几十亿张嘴嗷嗷待哺，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在研究中已付出巨大的努力试图解决今后几十年的世界饥饿问题。他们通过新建立的“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把研究经费投入到世界顶级的研究实验室中。在以后的17年里，基金会花费了1。05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开发和推广转基因水稻。到1989年，基金会每年又在“培训与能力建设”项目上追加了5400万美元，在后来的10年中累计达到5。4亿美元，以传播转基因水稻的最新进展。基因革命的种子正在被精心播撒。
“金水稻”与用心险恶的谎言
开发一种转基因水稻新品种的决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它在科学和政治权势集团的支持者们的公关大手笔。
基金会最初资助了工业化国家的46个科学实验室，到1987年，他们每年投资500万美元用于水稻基因项目，绘制水稻基因图谱。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和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应用生物科学中心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对象。
资助资金也用于培训国际科学家网络，让科学家们掌握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植物基因工程的作用与人类未来的世界观。基金会还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培养了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以便为日后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应用奠定科学基础。
他们在这些精英中建立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据一些参与者说，他们培养起了强烈的归属感。洛克菲勒资助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五位顶级科学研究人员都是洛克菲勒由资助的博士。国际水稻研究所负责科研的副所长说：“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能力。”
洛克菲勒的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开始不久，他们就决定集中力量研究一种水稻新品种，据称这个新品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儿童的维生素A缺乏。这堪称是绝妙的宣传。它让公众认为，基因科学家们正在为解决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而辛勤耕耘。然而，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局。
洛克菲勒的基因革命选择从水稻开始是经过精心谋划的。正如一个研究人员指出的，水稻是24多亿人口的主食。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农民驯化和发展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0多年前，使其能在不同的环境生长，而且品种繁多。
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水稻是粮食安全的同义词。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产自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80％的亚洲人靠水稻来获取每天的热量。水稻也是非洲西部、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主食。稻农在完全没有生物技术帮助的情况下已经开发了许多能够抗旱、抗虫灾和适宜各种气候生长的水稻品种。他们开发出了超过1。4万种的水稻品种，这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是难以置信的。
早在1984年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启动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已经盯上了水稻，这个亚洲的饭碗。洛克菲勒基金会绿色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亚洲的水稻生产。30多年来的绿色革命进程大大破坏了水稻的多样性，他们利用所谓的“高产品种”把亚洲农民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和化肥、高产种子、杀虫剂、机械化、灌溉、信贷和营销体制的全球市场旋涡之中，这一切都是西方农业综合企业策划的。
早期水稻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该研究所拥有一个保存了世界上五分之一水稻品种的基因库，由此看来，它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扩散新的水稻基因革命的主要工具丝毫不足为奇。他们把世界上现存的每一个重要的水稻品种都储存在基因库中。
第56节：技术霸权 粮食就是权力……（5）
绿色革命的支持者曾经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来收集和控制亚洲水稻品种的不可替代的种子宝藏，他们正是打着“保护”的旗号干这些勾当的。
1960年在亚洲绿色革命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立了“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自此以后国际水稻研究所一直处于这个组织的保护之下。这个组织同时控制了战前伊拉克的种子库。这个组织按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旨意行事，同时也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世界银行以这种方式按照华盛顿政策设定的政治议程掌控着亚洲的水稻种子库。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水稻基因构成或种质都来源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这些水稻种子又被美国政府用来向亚洲国家施压，要求这些国家撤销对进口美国大米的“不公平的贸易壁垒”。
国际水稻研究所后来成了先正达、孟山都等国际农业综合企业巨头非法从该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提取种子的工具，而这些种子最初是受亚洲当地农民委托管理的。
种子一旦在孟山都等大型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经过转基因处理，就获得了专利，成为它们独占的知识产权。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通过了一个极端的新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一次允许跨国公司对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申请专利保护。
1993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