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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激荡三十年1978-2007-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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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带着一片赞誉声,朱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 朱容基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求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收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被解开。经此一役,朱基以前所未有的务实和强硬风格确立了自己的治理权威。

  清理“三角债”首战告捷之后,朱基在金融领域开打“第二战”,他在金融政策的调控上再显铁腕手段。

  首先,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下定决心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对于任何有可能扰乱现有金融秩序的行为都严惩不怠。在这种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案便被视为顶风作案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

  其次,他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分税制,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多年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用经济学家马洪的话说,是“一个老子,养了成千上百个儿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到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则让人不寒而栗。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 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 000亿元,地方收入2 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 000亿元,赤字1 000亿元。当时出任财政部长的刘仲藜回忆说,他曾经三次找朱基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朱容基不允许。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财政体制的弊病,从上海和北京可窥见一斑。上海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5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北京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北京每年财政增长从没有超过4%。中央政府在这种财政分配体制中表现得非常被动。鉴于这种现状,朱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1993年7月23日,朱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为了说服各省,朱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一一说服,其间颇多拉锯、妥协,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①刘仲藜在回忆录中说,为了说服各省,朱基最后勉强同意1994年之后的中央财政返还以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而这一协议达成的时候,1993年后4个月的财政数据尚未统计出,从而给了地方政府有意识增加后4个月财政收入, 以便1994年后多从中央财政获得财政返还的空间。事实正是如此, 最终地方政府上报中央的财政收入比1992年猛增将近50%。为了抬高基数,地方有许多高招。比如,一个企业原来承包了,税补交已经减免,现在叫他交税,把基数抬高,交了以后再私下返还。再比如,把死欠、积欠当基数。所谓死欠,就是哪个企业已经倒闭了,从来没有交过税,现在通过转账或者从银行借款缴税,这样把基数抬高。还有就是“寅吃卯粮”,收过头税,把明年的税在今年收了,把基数抬得很高。

  分税制的实行,使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中央财政重获活力。1994年~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 019亿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长36%。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家刘煜辉认为,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大量存在。以经济发达、税源最为充沛的浙江省为例,在1993年,浙江的财政自给率是133。27%,1994年以后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状况更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朱基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金融决策是,力排众议实行汇率改革,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它是计划经济的一条“金融尾巴”,既保护了国有公司的利益,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外汇交易黑市。从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兑换1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低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变化。从此之后,中国公司开始集体远征,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拉动型的道路,它将在2005年达到顶峰,并诱发中国与欧美乃至周边国家的贸易大战。

  朱基主政的“第三战”,也是贯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题,是搞活国营企业。对此,他的思路也与之前有微妙的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营企业改革的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这年的局面是,经营机制转换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国营企业家们仍在嚷嚷权力太小。在这年的北京两会上,国内最大的钢铁公司总经理李华忠在分组会上大喊:“自主权万岁!”他还羡慕地对身旁的辽宁省海城市东房身村党支书王国珍说,“我的权力还不如你的权力大。”而另一方面,权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却是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由于效益不佳和老企业萎缩,失业人口的增加已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朱基看来,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当时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而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同时,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朱基对陈光在山东诸城搞的企业改革十分感兴趣,专门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调查。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这年7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撰文《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问题》,论述“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由这个判断出发,周叔莲以及其他学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国家只要抓住关键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团,就会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成长潜力、具备资源优势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周叔莲的观点得到决策层的赞赏。很显然,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进入了“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

  在1993年,这种战略思想刚刚萌生,还远远没有展现出成型的格局和娴熟的掌控艺术。只是在一些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那些没有优势的国营企业开始被“放掉”,过去被禁止的改革现在得到了默许和尝试。在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在经历了几年艰难的“思想解放”后,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开始接受自己不再与企业“共存亡”的现实。在年底,濒临破产的国营广州无线电厂裁掉了1 000名职工,其中330名选择与工厂彻底分手,工厂根据他们工作的时间给予每年1 300元的“工龄补偿”,从此这些职工将走出厂门自谋出路。这种“工龄买断”的做法很快被广泛采用,各地的买断价各有不同,从数百元到上万元都有,它成为中小型国营企业破产或被私人收购时“安置”下岗工人的最主要方式。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工人普遍能够接受这种方式,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早已有了“第二职业”,那笔微薄的安置费成为他们做小生意或自主创业的启动资本。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业基地,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绑”在企业上,以厂为家、世代传承的工作与生活模式使他们几乎丧失了独立的勇气和能力。尤其要命的是,那些地方也没有经商和创业的氛围,因而买断工龄往往便意味着低水准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日渐瓦解,巨大的生存压力在这些地方无比恐惧地弥漫开来,在改革的阵痛中,城市贫民阶层慢慢地出现了。

  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地区,悄然发生了一场集体企业的量化改革运动,这是企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所谓“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权。这项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和温岭两县出现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温州地区,继而在浙江全境的集体企业中被广泛试验。

  这是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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