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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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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认为是一个快乐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
崇备至。

寻求快乐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快乐,的确是新儒家声称
的目标之一。例如,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注),每令寻仲尼、
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二上)事实上,《论语》有许多章就是记载孔子及
其弟子的乐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几章: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
哉!回也。”(《论语·雍也》)
    另一章说,有一次孔子与四位弟子一起闲坐,他要他们每个人谈谈自己的志愿。一
位说他想当一个国家的“军政部长”、一位想当“财政部长”,一位想当赞礼先生。第
四位名叫曾点,他却没有注意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在继续鼓瑟。等别人都说完了,孔子
就要他说。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曾晰、
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乐的。这一章
意思是说,尽管如此贫穷,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
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宇当玩昧,自有深
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回答其乐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诜(无此字:ocr)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
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诜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
道,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所以朱熹编《二程遗书》时,
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正文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似乎是编入“另册”。其实程
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理。圣人之乐是他的心境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颐说的“静
虚动直”来形容,也可以用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来形容。他不是乐道,
只是自乐。
    新儒家对于圣人之乐的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可以看出来。
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
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
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说,风流的基本品质,是有个超越万物区别的心,在生活中只遵从
这个心,而不遵从别的。照朱熹的解释,曾点恰恰是这种人。他快乐,因为他风流。在
朱熹的解释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义成分。我说过,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寻乐
地。但是必须同时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无宁说
是“自然”的发展。新儒家认为,这正是孔孟的主要论点。
    要实现这种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两
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快乐的人,程颢称他是
“风流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题为《安乐
吟》,诗云:

    安乐先生,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俟(无此字:ocr)。
    风月情怀,江湖性气。
    色斯其举,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乐行善意。
    闻人之恶,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不侵禅伯,不谈方士。
    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三军莫凌,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六十五岁。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程颢的诗题为《秋日偶成》,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可是他们并不是普通
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评邵雍,大意是说他过分卖弄其乐。但是对程颢从来没有这
样的批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流)与中国的古典主义
(名教)的最好的结合。
    中国哲学简史 
第二十五章



新儒家:理学
    程颐死后只有二十二年,朱熹(1130—1200年)就生于今福建省。这二十年中,政局
变化是严重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军事上始终不及汉、唐强大,经常受
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胁。宋朝最大的灾难终于到来,首都(今开封市)陷于来自
东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为北宋(9
60—1126年),在此以后为南宋(1127一1279年)。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辩、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
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这个学派的统治,虽然
有几个时期遭到非议,特别是遭到陆王学派和清代某些学者的非议,但是它仍然是最有
影响的独一的哲学系统,直到近几十年西方哲学传人之前仍然如此。
    我在第十七章已经说过,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
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我在第二十三
章又说过,唐太宗有一个重大行动,就是钦定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正义”。在宋朝,大
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一1086年)写了几部经典的“新义”,宋神宗于1075年以命
令颁行,作为官方解释。不久,王安石的政敌控制了政府,这道命令就作废了。
    这里再提一下,新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最重要的
课本,将它们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为“四书”作注,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
的著作。据说,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修改他的注。他还作了《周易本义》、
《诗集传》。元仁宗于1313年发布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
解释。朱熹对其他经典的解释,也受到政府同样的认可,凡是希望博得一第的人,都必
须遵照朱注来解释这些经典。明、清两朝继续采取这种作法,直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
校为止。
    正如第十八章指出的,儒家在汉朝获得统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将精
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渊博的学
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
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前一章已经考察了程颐关于“理”的学说。朱熹把这个学说讲得更为清楚明白。他
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九
十五)某物是其理的具体实例。着没有如此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如此之物。朱熹说:
“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语类》卷一百一)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语录,说:“问:枯
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阶云;阶
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
    又有一段说:“问: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
理。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同上)又有一段说:“问:枯稿有理否?
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同上)笔
之理即此笔之性。宇宙中其他种类事物都是如此: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
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之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正是此理,使此类事
物成为此类事物。所以照程朱学派的说法,不是一切种类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
切物都有其自己的特殊的性,即有理。
    由于这个原故,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朱熹在《答刘叔文》的信中写道:
“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发明舟、车之前。已有舟、车之理。因此,所谓发
明舟、车,不过是人类发现舟、车之理,并依照此理造成舟、车而已。甚至在形成物质
的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着。朱子语录有一段说:“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
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语类》卷一)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
理。”(同上)理总是都在那里,就是说,理都是永恒的。

太极
    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使这类事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事物。理为此物之极,就是说,
理是其终极的标准。(“极”字本义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处。新儒家用“极”字表示
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于宇宙的全体,一定也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是最高的,包
括一切的。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因此它叫做“太极”。
如朱熹所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语类》卷九十四)
    他又说:“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处。濂溪
(周敦颐——引者注)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极之理。”(
《语类》卷九十四)由此可见,太极在朱熹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系统中“善”的
理念,亚力士多德系统中的“上帝”。
    可是。朱熹系统中还有一点,使他的太极比相拉图的“善”的理念,比亚力士多德
的“上帝”,更为神秘。这一点就是,照朱熹的说法,太极不仅是宇宙全体的理的概括,
而且同时内在于万物的每个种类的每个个体之中。每个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
种类之理;但是同时整个太极也在每个特殊事物之中。朱熹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
有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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