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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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是在清朝，儒家的正统地位空前加强，谁若说新儒家不是纯粹儒家，就等于说新
儒家是假的，是错的。的确，在新儒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
表面上符合原来的儒家，更容易欺骗人，从而把人们引上邪路。
　　　　由于这个原故，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
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
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于是，他们研究
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摈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这个名称是
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兴于宋代。从十八
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从我们
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的解释与进行文字的解释的论争。文字
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
思。
　　　　由于汉学家着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校勘、考证、语文学等领域作出了惊
人的成绩。他们的历史、语文学和其他研究，的确是清代文化最大的独特的成就。
　　　　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在文化上，他们确实大大打开了当时人们
的眼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广阔成就。在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新儒家的影响
下，只需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全部精力都耗在“四书”上。其结果，对另外的文献，
他们简直毫无所知。到了清儒致力于古代文献文字整理工作，他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
家经典了。当然，他们首先从事的还是儒家经典，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就
开始研究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如《墨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书
都是长期被人忽视的。他们的工作是改正羼入原文的许多讹误，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
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这些文献现在才比以前，例如明代，好读得多了。他们的工作，
在复兴对于这些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方面，的确大有帮助。这种哲学研究，是近
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戟下进行的。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个主题。

孔教运动
　　　　在这里不必详细考察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这里只说，到明朝
后期，即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对当时耶教传教士传入的数学、
天文学深有印象。如果欧洲人把中国及周围地区称为“远东”，那么，中国人在与欧洲
人接触的初期就把欧洲称为远西，即“泰西”。在此以前，中国人已经把印度称为“西
天”；当然只有把印度以西的国家称为“泰西”了。这个称呼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直
到上世纪末还是常用的。
　　　　我在第十六章说过，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即“夷狄”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
化上，不在种族上。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
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
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不论什么时候，
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他们不是把它们当作不同的东
西，而径直是认为它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就像我们在第十八章看到的，佛教的传
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同样地，西方文
化的传人，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
　　　　刚才提到，在十六、十七世纪，传教土给予中国人的印象，在其宗教方面，远不如
在其数学、天文学方面。但是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随着欧洲的军事、工业、商业
优势的增长，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相应地衰落，中国人这才日益感觉到基督教
的动力作用了。十九世纪爆发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重冲突事件之后，为了对抗西方
越来越大的冲击，就正在十九世纪末，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康有为（1858—1927年）发
起了本国的孔教运动。这个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即使从中国思想内部发展的观点看—
—因为已经有汉学家铺平了道路。
　　　　在第十七、十八章讲过，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有两派儒家：古文学派，今文学派。随
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古今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我们已经知道，董仲舒
为首的今文学派，相信孔子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后来走得更远，竟然认为孔子是
到人间完成使命的神人，是人类中间的真正的神。康有为是清代汉学今文学派的领袖，
他在今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义的有组织的宗教。
　　　　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时候，已经读过他关于孔子的奇谈怪论。康有为的说法比董仲舒
更有过之。我们已经看到，在《春秋》中，更在汉儒的注释中，以及在《礼记》中，有
所谓“三世说”，即世界的进步经过三个时期或阶段。康有为复活了此说。加以解释说：
“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
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这些话
是他在1902年在《论语注》卷二中写的。
　　　　康有为是著名的戊戌变法的领袖。变法只持续了百日，结果是他自己逃亡海外，他
的几位同事被杀，满清政府的政治反动变本加厉。按他的意见，他所主张的并不是采用
西方新文化，而是实行中国古代孔子的真正教义。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的注释，注入他
自己的新思想。除了这些，他还在1884年写了一部《大同书》，其中描绘了一个具体的
乌托邦，根据孔教的设计，将在人类进步的第三阶段实现。这部书虽然大胆，革命，足
以使最能空想的著作家瞠目结舌，可是康有为自己却远远不是空想家。他断言他的纲领，
不到人类文明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决不可以付诸实施。至于当前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坚
决主张，只能是君主立宪。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初被保守派痛恨，因为他太激进了；
后来又被激进派痛恨，因为他太保守了。
　　　　但是二十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也一起传入了或附带传入
了现代科学，它是与宗教对立的。因而基督教本身的影响在中国受到了限制，而孔教运
动也就夭折。可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后，1915年起草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有一个
康有为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教为国教。对于这一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
后达成妥协，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用儒教，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只是作为道德训
练的基本原则。这部宪法从未实施，从此再也没有听说按康有为那种意思以儒教为宗教
的话了。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对于西方哲学，如果不
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谭嗣同（1865一1898年）在变法运动失改的壮烈殉难，作为
思想家他比康有为本人深透多了。他写了一部《仁学》，将现代化学、物理学的一些概
念引入了新儒家。他在这部书的开端，列举了一些书，说明要读《仁学》必须先读这些
书。在这个书目中，有关西方思想的书，他只提到《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
书”。事实很明显，当时的人简直不知道西方的哲学，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
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

西方思想的传入
　　　　在本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是严复（1853一1920年）。他早年被满清政府
派到英国学海军，在那里也读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人文学科的书。回国以后，译出了以下
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
《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克斯《社会通诠》，孟德斯鸿《法意》，以及
耶方斯《名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开始翻译这
些著作的。此后他就非常出名，他的译本广泛传诵。
　　　　严复译的书为什么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
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
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在此以前，中国人幻想，西方人不过在自然科学、机器、
枪炮、战舰方面高明一点，拿不出什么精神的东西来。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
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种
做法，很像“格义”，即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过。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
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
《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
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
　　　　但是严译的书目，表明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
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复推崇斯宾
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天演伦》导言一，按语）
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与严复同时有另外一位学者，在哲学方面理解比较透彻，见解比较深刻，可是是在
他放弃哲学研究之后，他才闻名于世。他是王国维（1877一1927年）。他是当代最大的历
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三十岁以前，已经研究了叔本华和康德。在这方
面与严复不同，严复研究的几乎只是英国思想家。但是到了三十岁，王国维放弃了哲学
研究，其原因具见于他的《自序》。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
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
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
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
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他还说，如斯宾塞在英国，冯特在德国，这些人都不过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
学都不过是调和科学或调和前人系统的产物。当时他所知道的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哲学
史家。他说他若继续研究下去。可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哲学史家。他说：“然为哲学家
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