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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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首先想到我们对与自己要好的那几个“穷”哥们姐们有过多少次帮忙。想一想，我们对武汉的乞丐，对安徽的保姆，对江西的木匠，对于每一个穿着七十年代破军装的素不相识的农村人，有过深深的同情吗？对手提鹿鞭的藏民，我们不敢惹，他们来的地方太神秘太敏感，他们强健而勇猛，还配有腰刀，可是对其他流落街头，夜无宿处的人们，我们是否有过挑衅和刁难？我们是不是在掏粪车停留的地段，捂住鼻子，小跑几步，甚至嬉骂两句，使那些工作人员心理更加阴冷？我们尊重过街头的清道夫和公园里持着扫帚铁箕的老太太吗？我们对父母的养育有过发自心底的默默的感谢吗？是在那些没有蔬菜的日子里，他们曾把最好吃的偷偷放在我们的碗底，甚至至今依旧残留着苦日子里养成的无私。对于这一切，我们有所明察吗？
如果没有，那么贫苦就没有教会我们同情、尊重、善感。当我们捉弄卖袜子的乡下姑娘，或者由于看不起服务性职业而对一个女招待存心发难时，也许我们自己感觉到无限光荣，可是在别人眼里，我们却很像一只鬼。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一直想做上等人的潜意识在作怪，可是上等人对穷人并不是这样。
一八三四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去，建立起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具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人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他们送去了100万比索。将军若有所思地接下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他便开始询问秘鲁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曰，身体健壮的，350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宣布，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毕加索对仿他真作的赝品从不追究，最多不过是把伪造的签名涂掉。他解释说：“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作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就是老朋友。我是西班牙人，不能和老朋友为难。而且那些鉴定真迹的专家也要吃饭。这些毕加索假画使许多人有饭吃，而我也没有吃亏。”
有时穷人需要的很少，他们不需要我们真实的资助或口头同情，他们只需要我们不去为难他们，需要一点真心的关怀。有一次，屠格涅夫外出，遇到一个伸着枯槁的手，向他讨钱的乞丐。屠格涅夫的手伸进口袋，正欲取钱，却发现钱包忘在家里。他只好怀着愧疚的心情，拉着乞丐的手，紧紧地握了握，说：“真对不起。”那个乞丐也紧紧地攥住这位大诗人的手，感激地说：“兄弟，够了，有这么点儿，就足够了。”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请记住哥德的一句话：“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使人视野广远
▲ 富有固然可以使人视野广远，贫穷却能使人深刻。富有使人多看了许多东西，贫穷却使人有可能多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运用头脑，贫穷就能和富有平分秋色。
我们有时真嫉妒，每一位洋人，无论他是作什么生意的，都知道各种公证如何办理，传真机和自动取款机怎么使用，股票交易是怎么回事，米洛舍维奇的身世，从巴塞罗那到芝加哥有多远路程，电喷装置是作什么用的，还有许多卫星和空间站的知识，他们全知道！他们可以坐在家里，却能知道一切想知道的信息，他们都会操作电脑。洋人的修养、知识、文明程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
但实际上，许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加拿大4/5的人口属于他们自己确定的文盲。他们之所以富有和蒸蒸日上，完全是因为其余的1/5精英掌握着政权。而那些文盲之所以能够知道上面那些知识，完全是因为他们身处开放的信息世界。如果我们在多伦多或者蒙特利尔住上三个月，我们就会发现，那里多数人的文化层次并不算太高。一个蓝领工人知道意大利有个帕瓦罗蒂，知道人生应该勇敢和自由，并不表现出他的文化层次，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有幸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一九九零年，北大中文系的葛晓音教授去美国讲授古典文学，她曾叹息说：“那简直是文化沙漠。”那些在自由的国家养成了提问题的大学生固然使人心花怒放，但他们所提的问题之浅薄，又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幸福的城邦养育的人们轻浅、活跃、视野广远，而不幸的土地造就的子孙才会深刻、严肃、坚韧执著。
人要抵达深沉，必须要有过一段穷困破落的记忆，或者善于有意识地主动接近穷境。一辈子饱食终日的人，不可能理解穷人，也不可能因为幸福而深刻。港台的艺术常常轻浅得像条小溪，淡淡的忧愁和轻松的快乐，他们的富有的生活使他们的思索变得现实而简短。但是俄国和中国的艺术却不是这样，我们最出色的作品常常像大河深壑，在凝涩和沉默寡言中滚滚流长，幽暗深邃。那些一二流作家的作品常常神游八极，决意不打算就事论事。我曾为谢晋、姜文、刘晓庆的《芙蓉镇》鼓过掌，也曾因为台湾的《芙蓉镇》结尾那个冲着苍天大喊大叫“人道何在，人道何在呀”的角色倒过胃口。前者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后者却肤浅地把内地中国人渴求平静生活的愿望弄成一种可笑的样子，就像是七八流导演的处女作一样。富人由于不懂得穷，因而失去了对穷的理解力，并且很明显地不知道富本身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看，假如我们暂时不得不卧在贫穷的谷底，为悲愤所占据，我们不妨借此对许多使我们感到悲愤的东西思索一番。这多少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完整的生活有着深刻认识的人，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成为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人。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法国葛德芝写下的一首诗——
我洗过无数车子
我擦过无数鞋子
它们愈是闪光
我愈是满手污垢
我们为了生活，过着最艰辛的日子。但仔细想，人的许多活动只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这些需要除了可以延长我们可怜的年龄，本身没有价值。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些艰辛和需要谱写成诗和歌曲，一朝它们变成艺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无论什么，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生活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是的，一个不放弃机会在不愉快和贫饥中思索和写作的人，他的作品会比出门就有钱乘坐出租车的人要深刻。历史上，最伟大最不朽的诗篇和乐章，不是迸发在失恋之后，就是产生在恋爱之前，而沉醉在爱情之中时，文字却没有思想深度，只有华丽的词藻。这时诗的寿命，恐怕还没有爱情本身的时间长。人们常常需要用苦难提高自己。如果我们打算苦斗成一个有名的人，那么更不能放走或怠慢贫苦。让我们听一听孟轲的那句千年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 如果二十四岁时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到贫困，我们就不会幸运地使交友的黄金季节得以延长。贫困之中得到的爱情和友谊，常常是上苍恩赐的最为珍贵的礼品。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借巴斯妇之口说：“贫穷虽然可恨，却是一个好友，且能使人屏除愁虑。我相信，对于能忍的人，它还是一个悔过从善的良师……贫穷好比一面明镜，它可以反照出真心的朋友来。”
这话再好理解不过了。在我们一贫如洗的时候能够爱上我们的人，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家室有名望，有财富。他们只是爱我们本人，一个刚刚学会飞翔的雏燕。他们是我们真正的知音，从一开始便从我们的只言片语和一举一动中，看到了我们的铮铮铁骨、怀才不遇的智慧、在困境中保持的从容。这时打算和自己交朋友的人，只是无所希求地愿意帮助我们。他们喜欢我们的习惯、性格、品味，同情我们遭受厄运的身世。
《后汉书》记载这样一段故事——湖阳公主死了丈夫，终日闷闷不乐，光武帝便让她在满朝文武大臣中，挑选新爱。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看中了宣平侯司空宋弘。于是，光武帝绕着弯子问宋弘：“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呼？”皇帝哪里想到，面对如此攀龙附凤的好事，宋司空的回答却是：“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那意思是，贫困时交的朋友志同道合，是真的知音，一起吃过糠的患难妻子，情谊深重，最难相得。因此，这两种人，最不可丢。
大约在二十五岁时，人们之间的友谊已因为性格差异和时间匮乏而越来越变得淡漠。许多人只能与我们走上一段路程，便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以后的新交恐怕与我们走的路会更短，由于事业上的相互求助关系，即便走得很长，也不会尽情地边走边聊。他们不会像挚友那样，熟知我们的缺点和隐私而不抛弃我们。
此时，人们在恋爱中有一种共同的愚蠢的心理，与情人相见前必先打扮一番，作出比真情更动人的假象去吸引对方。这种掩饰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在以后漫长的婚期中始终掩饰住缺点。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不耐烦，再也不经意化妆，不再穿性感但却累人的高跟鞋。那时，我们会减损大半的魅力，显出本来面目。于是，双方在心底一同大叹上当和失望。但是，如果本着“一无所有时得到的爱才会更牢”的思路，我们就会采取与此不同的方式。我们就会在恋爱时尽可能地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这时爱上我们的人就不是只爱我们的假象，他的爱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待到他和我们真正携起手来，我们再“为悦己者容”，特别是和他一起光顾某些正式场合时精心打扮一番，他就会因为我们的焕然一新而感到爱情也在更新。
人同样还表现着另一种愚蠢，我们几乎是想把自己打扮成百万富翁，然后再去吸引女人。不过，穷光蛋的本来面目不会隐藏多久，最多能骗到结婚的第二天早上。另外，被钱吸引来的女性，多半好逸恶劳，而且不易安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把自己领进了陷阱。聪明的人，包括聪明的富翁，在争取爱情时，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