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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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习惯都是应该早早弃绝的。
另外，我们最好能学会通融一些社会的集体习惯，学会一种健康的顺应。有时，一个坏毛病由于种种原因却在广大群众中得到普遍而巩固的承认，如果不顺应它，我们就很不容易得到别人的看重，最后会使罩在玻璃杯里的个性渐渐枯萎。
突出的例子就是：吸烟和谎言。
我们有3亿烟民，我们的烟草工业每年可以给政府上缴好几百亿的利税。这种恶劣的环境令人痛苦不堪而又逼人入瓮。如果一个餐厅里，包括所有女人也都自以为风雅地叼着一支坤烟，那么我们也只有忍着烟熏火燎的气味，接受这个事实。假使我们屡次拒绝点上一支，大家就会在心中窃笑，认为我们不懂得生活，是个胆小鬼。
当然，事实很有可能正好相反，是我们比他们更热爱生活。可是，我们改变不了这种“烟态”，为了让大家喜欢自己，使自己的位置得以牢靠，使自己的事情可以办成，获得支持，我们又不得不学点坏东西，仿佛杨子荣打进威虎山，必须要学会几句土匪黑话，牺牲一点个人的脾气。事实上，只要我们坚信可以“不陷进去”，只要别像烟鬼那样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弄得卧室或者整个车厢里乌烟瘴气，那么，时而吸两口并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说起来很奇怪，似乎抽烟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光荣。其实，对于文明世界而言，人人叼着烟卷如醉如痴的样子。是个很难看很招人讨厌的国际形象。
与吸烟比起来，谎言恐怕更让我们熟悉，甚至熟视无睹。
我们在谎言中长大，接触过各种谎言——美丽而纯情的谎言，不得已而为之的善良的谎言，虚荣和私利的谎言，习惯性专司欺骗的谎言，为夺取胜利而蓄意制造的谎言——而且可以说，我们自己就是现实和谎言的共同产物。如果不是那些适度的谎言慰藉着我们伤感的心，我们恐怕早已不堪生活的重压，命走黄泉了。
记得卡夫卡曾说过一句话：“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上，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谎言不能被对立的谎言清除掉，这倒是肯定的，可是我真想不出一个光有真理没有谎言的世界该是多么冷酷，多么的索然无味。一个从不说谎的人显得和绝对不抽烟的人一样隔塞，他会缺乏对生活的宽容和涵养，毫无幽默感，甚至根本不具备生存能力。而且，他不可能一句谎话也没说过。“我从不说谎”本身就是一句谎言。
当大家都在说谎，而这个谎言又不至于害人时，别像法国佬那样不留余地地对气功师说：“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们可以报以无声的微笑，作个沉默的谎言。众人认为我们是绅士，气功师生气之余，感激我们的无言，也害怕我们的目光。如果无关紧要的谎言能决定我们至关重要的职位，不妨说两句恭维的谎言。如果人死之前希望听到我们的承诺，说一句美丽而无法实现的谎言，安慰他的西行之灵。如果我们希望丈夫变得更好，当他卑怯时，告诉他：“你是个勇敢的人！”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奇怪，在中国需要比别的地方更多的谎言，为的是修补各种各样的面子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又是那样无视谎言的艺术性和它那温良的一面。
有些习惯要顺应，有些习惯也可以坚持。比如我们这一代人比之长辈差异越来越大的睡眠习惯。那种早睡早起的习惯，始于原始状态的乡野生活，由于晨鸡早鸣，夜无盏灯，这种积习从静养和时间的利用上考虑，便有充足的道理，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已把那种时代改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医学也已证明，黎明前的片刻，是人体活力最低的时候。这种活力是渐渐增加的，到深夜时达到神合的高潮状态。这就是许多发明和杰作大多诞生在子夜前后的原因，也是英国国会通常傍晚才开始，以及世界各国重要的审议机构没有一个是在中午十一点之前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因。依据这个理由，我们当然可以把创造的时间，坚持定在深夜。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二十六岁时有些因为性格而形成的习惯，已不可能强行改变，但顺应它又是绝路一条。这时，无视其恶劣的特征或者想当然地打算革除它，都是错误的。此时，习惯业已根深蒂固。对于那些不良的习惯不如因势利导，利用它，将恶从善。我的早年朋友梁，多年来一事无成，他所有的朋友和他自己一致同意问题出在他的习惯性的大话上。他张口就吹，浮躁得很。大家都认为假如他不把这个致命弱点改掉，将来的一切都完了。我倒不这样认为。梁此时已年逾二十七岁，大话讲了多少年，有时连他自己都会被欺骗了。他最擅长就是大话，改变它不仅极其困难，而且未免可惜，不如顺着这条危险的道路找一个成功的突破口。我想起了另一位同学，他的大话在北大是出了名的，毕业时他觉得我的建议对，去了北京广告公司，挑起一摊业务，后来往返与中美之间，活得也不赖。于是，我支持梁投身广告业，施展自己的本领。广告，需要的正是大话。
二十六岁，重要的不是改变盘根错节的性格习惯，而是利用它。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继续反对父母
继续反对父母，还是招安和好？
我们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天天与父母生气。自己已经是一个十足的成年人了，完全可以压制自己的怒火。我们的精神也因为工作而变得疲于应战，我们的神经已不再那样敏感。少年时，当我们用肺腑之言发问时，他们曾用陈词滥调来反问。久而久之，我们便打消了梦想有一天他们会像朋友一样懂得我们的心思。我们也深知，父母只有有了与我们同样的感受时，才会具备和我们谈同一件事情的资格。然而，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具备。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自己这一代人的不足，并对长辈愧疚，抱以歉意，看一看西方社会学家为之惊呼的“社会四大危机”——失业、吸毒、犯罪、学生骚动——我们已应有尽有。
年龄的增长，又使我们多少与长辈有了某种沟通感，在许多事情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十九岁的孩子与父母发生冲突，我们竟会有一种去调解的冲动。看见自己一岁的女儿喁喁私语，艰难地学习表达和行路，我们对父母的看法又有了一些更为明显的变化。这时候，时而与父母短兵相接，只是由于坏情绪在兴妖作怪。
对于代沟问题最现实最省事的解决办法，就是到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去生活，隔离开习惯、性格、观念信仰的冲突，并让长久的别离轻托着时而涌动的思念。不过，住房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上辈人的陋室状况仍然是巨大的包袱，压在建设者的肩头。于是，绝大多数的二十六岁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而这时，我们的婚姻却又在家里增加了一个大活人，也许不久还要添了一个小生命。如果增大了的家庭还是不能改变剑拔弩张的对立，那这个大家庭的集体生活就未免太难过了。
因而在坚持自己，还是服从父母这个问题上，抉择是必须柔和的。如果我们想作个窝囊废，逆来顺受便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但如果想继续在风格上与父母保持不同，我们只能选择抵抗作为暗流，潜藏在柔顺的方式之下。我们的选择，实际上，不是在剑拔弩张和逆来顺受之间，而是在明波暗流和窝囊废之间。
假如我们还寄居在父母大人的房间里，理想的方法，就是避免在大问题上以及其他跟生活无关的事上与父母发生争论。至于生活问题，企图说服父母理解自己，那是白日作梦。我的睡眠时间是凌晨两点到次日上午九点，每天共七个小时，不比常人多，我常向父母解释：“这不是懒惰，而是一种与你们不一样的规律性的习惯。”可是这笔简单的算术帐，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算清，总认为大多数时间被我睡掉了。此类问题，如果不想屈从于他们，最多也只能是求得他们的宽恕，使他们别总是每天批评自己一遍。这样，我们也就该知足了。
认为和自己不一样就是堕落，不合规律，应该改变，这是父辈从封建家教中得来的思想传统，是很难改变的。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始终认为小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大节，因此他们更愿意把目力放在小事上，所谓“防微杜渐”。他们也常常是从一些琐碎小事中寻找可以否定我们整个人生的结论。这与西方评断人才时着眼于大业而很少吹毛求疵的传统，截然不同，实际上也违背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开明时代的祖训，比如《史记》里说的“大行不顾细谨”，曹操奉行的“重才轻德”。不过，父母能缄口不言，甚至看不惯我们还忍气吞声，已经相当难得了。实际上，两代人的愉快和个人的新生活准则都是重要的。我们要维持这种愉快，就必须要牺牲掉一些自己的东西，在形式上作出让步，并且不要把家外的东西带回家里来培养。
结婚，还是独身？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阳光明媚
婚姻在每个年龄段上有着不同的味道和颜色。如果十八岁能有婚姻，该是阳光明媚的。而二十三岁的婚姻属于理所当然，但婚后不久便会发现平淡。二十六岁的婚姻是仓促的，婚前就已经觉得后悔，但并不因此而毁约。三十岁的婚姻是艰难而多桀的，条件也要得现实，好收入，稳定的工作，初具规模的社会地位。三十五岁的婚姻是迟桂花，温馨得很，缠绵得厉害。四十岁以上的婚姻，按钱钟书的说法，是着了火的老屋，扑也扑不灭。
从生理上以及从促进心理成熟的角度而言，十八岁应该是婚配的最佳年龄。如果从心理成熟度、责任感、经济能力上讲，二十五岁结婚最合适。而如果想体尝到青春婚约的滋味，二十六岁已是最后一站。错过了这个机会，漫漫的等待和变了调子的颜色就会与我们的心理不相适应。如果这个年龄时我们还在结婚还是独身的问题上犹犹豫豫，那么弊端就会出现，一些人后来终于捱不过岁月的消耗，匆忙寻一个配偶，将就终身，另一些人不得不过着独身生活，而内心里却渴望家庭，还有一些人，灵魂在街头昏暗的灯下流落，六神无主地不知去向。
渴望家庭温暖而结婚和酷爱自由而独处，都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渴望家庭而又不能拥有，乐于独居却被迫婚配，那么这种勉强的生活则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孤独，需要拥抱，凡事总须有人帮助商讨，如果我们不能对身边走过的对对伴侣所传达出的诱惑漠然处之，不能抵抗住适龄而婚的传统的催促，同时又发现了一个被自己爱慕的人出现在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应该结婚，并以家庭的形式滋润自己的灵魂。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热恋过去后的平淡、夫妻纠纷的麻烦、家务负担，但至少对自己的寂寞，家庭的建立是一种最好的安慰。
假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