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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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之中，也同时蕴涵着期待、野心、责任感。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责任感如期而至
责任感如期而至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我们安慰自己说，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苏格拉底、屈原、唐宗宋祖、白发飘逸的爱因斯坦、温文善辨的肯尼迪、刚毅铁血的里根、容貌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蒋经国、毛泽东，从乔丹到李宁，从赫本到姜文，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大明星，都成了我无限讴歌的神明。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我们和父母无话可说，却可以随时向偶像倾诉。我们向伙伴们推介着自己的英雄，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其实根本不懂霍金，真浅薄！”十八岁，所有风云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我们追随伟人，成为他的战士。他们时常投以目光，督促着我们，要我们朝更高的目标奔跑。
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漏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规则。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们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的来龙去脉，并向其它领域突破。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我们有责任呵护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且，只能在尊重长者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了别人，哪怕只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底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的面子。我们不断地作出一些小小的决定，独立承担起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邻居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内疚便会澎湃在心头。
如果十九岁时，我们的责任感没有如期而至，这便是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假如此时，我们仍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愧疚，我们就属于那些被庞坏了的孩子。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要父母照料、总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孩子，要他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便会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就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和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没不到负责的年龄。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而正常的十九岁人应该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得不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
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心情就像临近高考时那样沉重，真想停下来不干了。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我们自己不愿停顿。比一比那些成功的幸运儿，妒忌心也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身肩大任，把未来的工作想象为史诗，认为自己有权成为世界的代言人，并理应为此占据一个席位。在迷蒙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拿出哪一个，只要把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二十一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手倚长剑，在所不辞。为了夺得青睐，为了向父母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给导师们争光，也为了祖国，我们觉得有责任要这样作。
一位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毕业后立即就会赚到几笔大钱，并把想象中巨款做了预先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目前，他最为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的梦想是当律师。为此，她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但每次考试前，她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她常说：“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说：“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不过，每逢来拜访我，她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理想，发誓要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实际上，这是柔弱之人对于难以承兑的责任，抱着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十八岁之前，我们对自身、社会、未来还没有真正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到了十八岁，特别是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而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作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进一步缩小梦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加大了实现责任的可行性，大大减少了失败机率和慌恐感。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实感已经开始把握我们的灵魂。
过去，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想做司令官，指挥100位元帅打败自己的仇敌。十二岁时，他可能又想去当画家，专画小动物。到了十三岁，他想作革命党人，发起几次暴动，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十五岁，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为能燃烧而积蓄木材。十六岁，他的理想不只一个，既想当数学家，也想当物理学家、运动员、军事专家、半导体修理工，他还想写自传！十八岁，他突然发现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他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职业，并异想天开，认为只要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但十九岁时，我们又长高了两厘米，尽管少年美梦并未消失殆尽，但在我们急速成长的过程中，原来数以百计的理想，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大批，剩下的一些梦又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为数很少的几个。因此，就这几个梦想所平均承受的关注而言，每一个梦都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首先，现实感确立了我们的发现能力和估价能力。
实际上，人的现实意识最早曾是发现和估价的产物，但在一定时间的相互作用下，现实感最终成为我们发现一切和评价一切的基础。
在襁褓中，我们曾用哭声抗议我们发现的不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父亲抱我们不如母亲柔和。七岁时，爸爸打了我们，可我们没有错，只是说不出道理，于是我们含着眼泪，不服地盯着他，发现他也有错的时候。十五岁，我们纯洁的良知不能容忍父亲在打电话时说假话，为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便违背了他曾教导我们的诚信原则，妈妈曾对登门求救的落难者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搪塞，他们甚至不爱祖母。我们还发现，老师对高官的孩子有着特殊的偏袒，在讲台桌上，她说的是爱国心，而且情真意切，但为一台东芝彩电，她能跑遍全城。我们还注意到，大人物的讲话平淡空乏，服务员们专司迫害顾客。这一切，与我们早期教育的童话世界，竟是天壤之别。这一发现，险些让我们玩世不恭。
十八岁，但愿不是因为看惯了，我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有纯真，也有谎言。没有一个人绝对好，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两个方面的交合。对此，上了大学的人有着更深入的发现。由于众多的至高理论的照耀，从前大部分的美丽童话和虚妄的自我，在跨进校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便轰然倒塌了。我们发现，事物甚至不是两个方面的集合，而是复杂得多。进而，我们还发现，世界的发展竟是荒诞的，人性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东西。此时，一部分人疯了，要去自杀，另一部分人却发现了“对发现处之泰然”的方法。我们乐于现实地接受荒诞性并力求减少它，我们不畏惧在复杂性中生活，允许我们所爱的人、所爱的社会、所爱的世界，有那么一丁点儿无关痛痒的小毛病。
当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实感就会把着我们的双手，教我们学习妥协和选择的技巧。
现实感对我们在环境中的位置，已作出了估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它的一部分——由此，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以相应的丧失为代价，求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曾向自己妥协，牺牲一些不关键的原则，让不良的社会现实容纳我们，为的是更长久地与其中美好的一面结缘。如果我们毫不退让地把自己罩在玻璃杯子里，企求一尘不染，那么个性很快就会枯萎。我们也向别人妥协，以谋求合作的成功。就像“沉默是金”一样，妥协也是金。特别是在商业谈判和恋爱中，不会妥协就是不给对方希望，注定会一败涂地。
从经验上说，二十五岁以前的人，不可能对“合理妥协以夺得最终胜利”的方法，拥有较为深沉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总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因为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失败，甚至付出了几倍的牺牲。
当我们学会了有条件地让步，我们也就掌握了选择的要义，即，在现实允许的范围里，挑选出最适合于我们的东西。一个婴儿会把柜台上的所有玩具抱在怀里，不问母亲的购买能力，于是选择只能由母亲进行，婴儿仅有为之放声大哭的能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想要”的选择梦想中，那他唯一的结局将是“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无力负担的那部分东西，学会让步，放弃它们。
此外，现实感还使我们渐渐地学会了宽容。
我们最先学会的是宽容自己。当我们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生活的一切被父母的清规戒律牢牢束缚着。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生活，而是规矩。因此那时，不能抽烟喝酒、不能骂人打架、不能“早恋”、不能赌博，曾是我们的金科玉律。大约十三岁左右，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如果不稍微尝试一下干坏事的滋味，那生活就太单调了，只能知道了世界的一半。于是，我们打算宽容自己，爬过墙头，去看看那一半的事情——给女孩子写一封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一只蛤蟆，躲到厕所里抽烟，偷看《医疗卫生手册》和《红楼梦》，听美国之音，上网查一些自己不该查的东西——成年以后，我们不再恶作剧，但当年对清规戒律的嘲弄，却使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新教条，并宽容自己对教条的违背。
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学着灵活地运用宽容。当我们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便摸出三块大洋，像中年人那样，买两瓶啤酒，感受一下初为青年的自豪和扑溯迷离的酒神精神。美餐之余，我们点起两支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