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八十年代-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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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既然伸出双手／也捧不起水中的月亮／那么让昨日成为回忆／也成为纪念／人生并非只有一处／缤纷烂漫／那凋零的是花／——不是春天
汪国真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是汪国真诗歌备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汪国真”热卷起的浪潮异常剧烈，他的诗集不断被翻版，复印，销量达几十万册。
在那时，读和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和年轻的表征。他们用廉价的硬抄本，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属于青春的文字和忧伤的回忆。
在纯粹的大学校园里，能写出汪国真式的诗是许多学生的憧憬，诗歌在真挚的咏叹中，在肥沃的文学土壤里拔节成长。
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充盈的年代，它成全了许许多多汪国真式的诗人。最经典的说法是，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两个诗人的脑袋。写诗，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怀念方式。
人生路迢，悲欢交替，风雨晨昏，那些天蓝年代的点滴，在我们行走的路途中，又一次泠泠而起……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乡下童年记忆
八十年代乡下童年记忆——放牛、抓鱼、打猪草
曾经有段很经典的对话，一个记者问一个放牛娃“你在做什么？”“放牛。”“放牛做什么？”“挣钱。”“挣钱做什么？”“找老婆。”“找老婆做什么？”“生娃。”“生娃做什么？”“放牛。”撇开一些大道理不谈，我觉得那个放牛娃还是幸福的。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在山风野径中行走的人，也许更容易获得恒常的欢乐。
放牛是件很惬意的事情。放学后，背个拾柴禾的背篓，偷偷往裤袋里塞本小人书，便牵着牛往后山上走。山坡上一些零星的野花兀自开着，山风习习，拂在脸上有种说不出的爽意。我们拿着牛鞭一路拍打，甩手过处那些枝叶应声而落。来到一片绿草茵茵的山洼，我们把牛放开，让它们自由地在草丛中享受“自助餐”，我们就坐在草丛里，或看小人书，或透过树叶看天上的云。女孩们用无名花瓣小心地涂着指甲，再笑着举起白嫩嫩的手指，放在阳光底下看。夕阳渐渐隐入山那边的时候，我们也得回家了，黄牛和水牛们都吃得肚子圆鼓鼓的，我们自然要帮它们消化消化：挺身上牛，骑牛回家。一丁点大的小屁孩也不甘示弱，跳着跃着就往大水牛身上爬，往往快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得意便失手摔了下来，伙伴们的哄笑声在山谷间洒了一地，淹没了小屁孩摔在地上的沉闷声响。“落马者”噘着嘴，不敢喊痛，咬咬牙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最后实在爬不上去了，甩甩牛鞭，对着大水牛一记猛抽，大水牛瞪着大眼睛看着小主人，一脸的不知所措……一行牧归的人洒下一路笑声，往炊烟袅袅的村庄慢悠悠地晃过去。
那年月，农村的孩子懂事早，天不亮就要起来剁猪草，把鸡食拌好，再生火把昨晚的剩饭放到炕头上热熟。哪天运气好的话，能在鸡笼底下拣两粒鸡蛋，打在稀粥里搅着吃，那精神能抖擞一上午。再在兜里揣上两个干馍儿，留着中午当饭吃，然后赶几里地到村外上学去。那时候，嘴里实在是淡得慌，学校的伙食也是没点油星儿。我们就邀上几个哥们，一伙人浩浩荡荡地到河边抓鱼去。大家撬了教室门窗上的铁钉，用石块砸扁了当吊钩儿，蚯蚓是就地取材，随便翻两块稀泥就能挖一大瓶子。那会儿人脑子特单纯，用鱼雷炸鱼的人很少，污染也少，不像现在，又是电网捞，又是撒诱饵，鱼捞上来全变成畸形的了。我们用泥巴把下游的沟子堵上，扯张破网把水截住，撒上蚯蚓，就等鱼上钩了。现在回过头瞧，这方法特笨，真有点姜太公钓鱼的架势了。不过，那鱼却扭着屁股扑棱棱全扎到里面去了，大概它们舍不得进化，就是等着救济我们那几张馋嘴的。大家伙高兴得要命，立马分工下去，谁谁谁扒拉茅草起火，谁谁谁为我们可怜的鱼儿开膛破肚，几个毛孩子叽里咕噜地操着方言，都准备着要大干一场。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了，大家把鱼穿在削尖的木棍上，用文火细细地烤，那些鱼仰了身子躺在棍尖上，颤抖着，嗤嗤地响。有时候我们没舍得吃完，偷偷地用报纸包了，带回家留给姊妹们分享。有次我把一只烤得过熟的小虾分给邻居小黑吃，他感激地凑上来，羞赧地咬了一小口，然后就捂着嘴一直不说话了。我自己试着尝了尝，咸得要呛出泪来。打那以后，每当有好东西，哪怕是一粒水果糖，我第一个都会想起他。
那会儿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没其他活路啊，一年到头就盼着它们出栏那一天。猪千万不要得瘟疫，否则一年的劳碌全打水漂去了。那时候没什么“猪快长”之类的猪饲料，猪全靠猪草养大的，猪肉也特别好吃，家里小孩子每天放学后都得为猪草而忙碌。其实，养猪并不能分担什么家用，却让大家多了个盼头，卖了猪，一叠钞票在手，那就是实打实的幸福。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
八十年代城市童年记忆——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
现代的都市生活教我们学会狡猾，人和人之间互相猜疑，彼此伤害。于是，我们常常缅怀失落已久的童年，也只有童年是不容记忆篡改的。它像个刚告别子宫的婴孩，骨子里散发着干净清朗的气息，在早春的阳光下含泪带笑。
一直以为，在八十年代，迷恋巷战的孩子是迷途于人间的天使。他们狂热地舞动着双手，挑着棍棒在空中劈打，口中念念有词，变形的人声响彻逼仄的小巷。武器自然是随手拈来，脱毛的扫帚，折断的竹棍，连居委会大妈的小红旗都能派上用场。他一个左勾拳，我一个回马枪，扭着屁股墩儿，自我满足，咿咿呀呀。闹腾得厉害了，连巷尾龇牙咧嘴的公狗都进来撒欢，吓得一帮小毛孩蹬起两脚丫子猛跑。战斗嘛，就得划出个道儿，讲究些江湖规矩。你扮齐天大圣太久了，得换个角色，孩子头就颐指气使地打发你演个半夜三更偷鸡的周扒皮。还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小不点，被分派饰演忸怩的摩登女郎。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们，偷偷摸摸地从家里揣出两个蒲坨子塞到胸前，还故意细着嗓子翘起个兰花指，朝你脑门上一戳，乐得我们在破席子上猛打滚。可是我们吵得鸡飞狗跳的，就会引起一些老阿婆的不满，她们故意作出一脸愁苦状，倚在门槛边骂骂咧咧。这老人家都一大把年纪了，你还指望她干吗呢，就像下雨天里揍小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童年就只有一次，也不能光打巷战啊，我们得把那些易碎的激情提炼出来。也幸亏那时候有了街机，我们就这样，一头扎入了火热的生活。记得古龙曾说过，解决事情最古老的方法是用拳头，而那时街机最流行的就属格斗游戏，真正是靠双拳打天下。任天堂在八十年代初就推出了《玛利奥》和《ＤｏｎｋｅｙＫｏｎｇ》，它们可算是动作类游戏的佼佼者。但《街头霸王》一出，天下谁与争锋！在《街霸》中，有速度高，招式利落的春丽；有样子丑陋，但速度惊人的Ｂｌａｎｋａ；有昂藏七尺的摔交高手Ｚａｎｇｉｅｆ；有深谙瑜伽之术，手脚能够随意伸缩的Ｄｈａｌｉｍ；有招式豪迈，发型超酷的Ｇｕｉｌｅ；还有日本的相扑高手本田……我们晃着手柄，豆大的汗珠甩落下来，一个王者的身影在眼底飞驰纵横。那会儿一个币只要两毛钱，我们这群穷孩子可真是欣喜若狂，五毛钱往收银台上一摔，装得像个脑满肠肥的大爷。游戏厅里往往机子少高手多，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全是人。我们这些小孩子被惹毛了，耍赖的功夫都用上了，你不让我玩我就跟你死嗑，最终都能杀出条“血路”来。想想当初的疯狂劲儿可真是惹人爱，人就那么单纯地为自己活着了！
可是，也有段日子口袋里实在掏不出个钢蹦儿，我们就自己去找乐子，跑到广场上去跳霹雳。那时满大街流行着迈克尔·杰克逊，一伙人瞪大了眼睛看他踩着月球步向后滑过电视机屏幕……经常有些女孩子穿着宽腿牛仔裤和绷得紧紧的上衣招摇过市，男孩子们则穿着运动衫或当时还少见的Ｔ恤衫，露出肌肉，炫耀他们的身段儿。我们晃着通红的脸，双腿劈着叉儿，在嘈杂的广场上欢呼而过。我们自伤却又自恋，果敢地呐喊着，在荷尔蒙的海洋里，展示着我们的欢乐和苦痛。刺耳的音乐，癫狂的人群，火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大家对着天空伸出了臂膀……
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这三段式就是城市生活的血肉，它们可能不够惊心动魄，但我们却真切地知道，自己是怎样平凡而勇敢地生活过。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街头的一道风景
八十年代街头的一道风景——书摊
回到八十年代，我们也许都还是些孩子，正在发育和懵懂地成长。大家身上缺少的是现代精神，每天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计较，算计着一日三餐的伙食。小孩们连看一场电影都是很奢侈的事，所以，我们所谓的精神食粮就只剩下摆在街头或者蜷缩在旮旯里的书摊。
守摊儿的多半是个老头，面容干瘪，手上一圈儿老年斑，身上还漾着股廉价的香皂味儿。摊底用发黄的塑料薄膜垫着，要不然揣几个敞开口的纸壳箱，大大咧咧地摊在地上，杂七杂八的书就像些没喂饱奶的小孩，光着膀子满面尘土地躺在里面。
那书摊儿倒像个膏药铺子，“阳春白雪”和“文化垃圾”比翼齐飞，只要你想得出，啥货色都有。老爷子半眯着眼睛，咧着嘴儿，坐在摊边招揽顾客。他倒是不着急，晃悠着两腿儿，守株待兔般，等着你自投罗网。
我们自然是不能抵挡这诱惑，两毛钱在手心里攥出了汗，趿着双拖鞋屁颠屁颠地把钱递过去。在预备好的小凳子上坐定了，大家伙儿便任着性子一溜儿地翻找起来。
那会儿的书摊可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高雅的《读者文摘》跟媚俗的“大腿”杂志比肩；严肃的《呐喊》《彷徨》等入世的作品和多样的养生无为的册子同台；国内外经典名著共俏，散文诗歌小品齐名；证券、股票、集邮指南，底下还搭了本新武侠小说；在书摊上既可以翻出大部头的哲学原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也有充斥着色情、凶杀的“洋鬼子”和“假洋鬼子”的下流货色。
当然，咱也就小老百姓一个，山珍海味消受不了，就到这小地摊上打打牙祭，消遣消遣。有人笑谈，物质的食物有高低贵贱之别，燕窝鱼翅之类，尽可以登堂入室，大饼油条则见于街头小摊；精神的食粮也莫不如此，进入艺术圣境，我们见到的是光辉灿烂的名字和思想，而徜徉街头，我们亦可见精神上的风味小吃：地摊文学。
不可否认，书摊里流淌着许多无聊和猎奇的文字，如“无头女尸案”、“拐骗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