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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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他越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玩权术的行家。在帝国议会里，他教训理想家说：“政治不是一种科学，不是教授们易于想像的那样，政治是一种技术，政治不是科学，如同雕像与绘画不是科学一样。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有能力的批评家而却不是一个美术家。即以莱辛而论，他绝对是个地道的批评家，却不能胜任于雕刻一座雷奥科温。”在这样冲突之后，当他满肚子不高兴坐下吃饭的时候，在吃过三四样菜之后，他又诙谐起来。
他的专制脾气变成任性，尤其与他的保固禄位相关。就这件事而论，俾斯麦实在象一只狮子，有的阁僚好像一只被他捉住放掉的野兽，最后又被捉回来。１８８０年４月间他大发狂怒，因为在联邦议院里普鲁士第一次投票失败。在十点钟时候，他把台德曼喊来，吩咐台德曼立即在《北德意志报》发表他将辞职的声明。虽然有人劝他不要辞职，不要把辞职书送去草拟稿件。当撰稿的时候，他到花园散步，每走一圈，都抬头望窗子，说出更严厉的词句，让台德曼把责任归咎于几位联邦的王公与他们的代表。当报纸快要发印之前，台德曼劝他等到天亮再说。“不能！”俾斯麦拒劝道。当下那篇辞职书写满了四大页，有四个抄写人誊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于四点半钟送去给皇帝。深夜十二点半的时候，就打发送信人骑马送到宫里；再过一刻，俾斯麦坐下来吃饭。他几乎还未开始吃的时候，他又打发人说，不要去送辞职书了。台德曼赶快跑上楼说，辞职书已经送出去有半点钟了。他自然希望能从副官手里取回来，但是辞职的新闻已经送到报馆，皇帝会看见的。“好嘛，随他去吧，他屡次令我讨厌，现在轮到他啦！”
俾斯麦当他自己和宰相地位动摇时，就是这样演诙谐的闹剧。即使是对付一件次要的外交，他也不肯为怪脾气所影响，宁可跟着理性走，假使他的一位属员对于这样的事任性行事，他是会发狂怒的。但是关乎到他自己的地位他却能扮演傻子，因为无人能够替代他。路西亚与台德曼是两个议员，一个被保荐当阁员，一个当帝国宰相府的办事长，只有这两个人有战略有精力，能够接连好几年在俾斯麦手下办事，后来施勒策当财政部长也能够这样。
布施与布赫尔是两个很有意味的人，他们俩年纪都比俾斯麦小，都当过革命党，随后成为有名的记者，都做了官。布施较为聪明，比较无忌惮，柔滑而浅，他所游历过的地方甚广，后来变作《边疆报》的主笔，颇引俾斯麦注意。在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很喜欢他，战后他却失宠了，被俾斯麦赶走了。随后他又用阴谋，几乎等于勒诈，又把自己变作一个非他不可的人物。俾斯麦又用他又怕他，甚至于怕到了比他怕俾斯麦更厉害的程度。他是一个无人可比的采访好手，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瞒不了他的耳目与他的注意。他的日记提供给读者许多无价的宝贵材料，使人了解俾斯麦。俾斯麦自己也得承认其中他所不欢迎的真实。
第4卷独裁（2）
布施是一个强健、快乐、狡猾的人，布赫尔与他相比，却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他初时是一个律师，是议院里四十九个急进党之一，被判监禁逃往伦敦。他在那里住了十年，过的是孤寂穷苦的日子，是马克思逃亡时的邻居，大赦之后，他回到德意志，拉萨尔介绍他见俾斯麦，这时候他快五十岁了，仍然无可靠的谋生之道，厌倦了当革命党的漂泊不定。这是很好的机会，俾斯麦很容易地被见到了，他的文笔被俾斯麦赏识。布赫尔在伦敦认得李卜克内西，这时候他正在开始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外交部向他敞开了大门，并奠定了他升迁的基础。倘若他奉命而行，不发表他自己的见解，他可以希望有体面的升擢。
他是一个毫不动人，身体赢弱的人。当他能够暂时摆脱公务的时候，他喜欢撇开人们与报纸，在树林里闲游，同时带着一个绿色标本箱放草或苔的标本，他认得所有的鸟，他又是一个老鳏夫，养着他的姊妹，自己吃得很少，不喝烈性酒。他一回去同俾斯麦办事，就不分昼夜了。倘若他去看戏，他先要把他的座位的号数告诉他的东家，以便有事就可以喊他回来。他是一个很精明的思想家，写的东西是很有条理的。他写过不可胜数的英语论文、法文短简和德意志律的草本。他虽然不喜欢俾斯麦，却把灵魂卖给了他。他的东家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他停止表示自己的任何见解，这样就能够暗示给俾斯麦改良，且能够从俾斯麦的脸色就晓得他的批评是否有效。他是俾斯麦的无价之宝，俾斯麦称他是“真珠子”。俾斯麦向来未这样称赞过别人，他又称赞他道：“他是我的忠心朋友，是屡次批评我的人。”他却不这样称赞阿比肯。有一次他说这个可贵而忠心于他的阿比肯是他的苦力。
俾斯麦要求所有议员说话时要简练，文章要精悍通俗。这些人当中如台德曼与布赫尔都能够说话写文达到俾斯麦简短的要求，又常能够在当天晚上与第二天早上之间把各自的公务办完，是向来不会看到俾斯麦不耐烦的。说话不要带情绪，写东西不要用过火的字眼。关于说话与写东西，俾斯麦曾发明几条极有价值的规则：“字句越浅白，印象越有力。”又道：“无论一个地方多么繁复，只要用几句话就控出心脏。”凡是在他手下办事的人，必须要在十分钟以内把一篇一百多节的法律草稿作一个报告。要具备这样入门的工夫，自然要多磨炼。”当他要晓得一个经济问题时，五大篇长的简报他都嫌太长。
他很有忍耐性。初听虽不高兴，后来却利用这样的反对。他并不是铁一般无热情的人。我们有必要晓得这个凭冲动用事的人的真正性情。当他的神经受了扰动时，他捻自己的眉毛与别人捻胡子正好相反，台德曼遇到这样的日子时，常在公文卷宗里头放好一件关于简单公务的公文。“倘若我一进屋就看见他在窗口向外望，满脸厌世神色，且我看见他要捻他的眉毛时，我就给他一件关于无足轻重的话柄和极短报告。”他顶多就说：“你以为最好怎么办，就可以照着办。还有别的么？”于是台德曼走出去。第二天早上，当这位上司正在床边时，他肯很有耐心地听报告，一连好几点钟都可以。
因为俾斯麦习惯于迟起床，他的公事要等到中午才开始办。他从十二点到六点，又从九点至半夜，他很辛苦地办公事。他喜欢在晚上办事。他很想议院开会开到晚上很迟的时候，如同英国一样。一个人晚上办事很有效率，说话也说得好些，较为通融些。在早上的时候，人们一般是不揭别人的短处的。
当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同许多有神经病的人一样，要他的属员格外的努力。一篇大稿子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一个钟头里，文书们也许被他惊动十次。“在署里的文书们要小跑着工作。无论什么都要加倍地快节奏，即便神经很坚强的人，也易于坍塌下来。”台德曼却说道：“他向来从未对我激烈过……我记不起他对我说话是不是用上等人与上等人说话的腔调。他对我们是很客气的，为其他大臣们做出了表率。但是我们都要小心，千万别使他不耐烦，千万别刺激他的神经，属员们是很怕这位上司的。他们晓得，即使是犯了最小的疏忽，都会挨骂的，他们在这样狂怒的太岁面前发抖。”
他住着一间宽敞又无几件家具的房子，里面有一盏高高的银灯照着。他半个身子靠着椅桌听人报告，很快就断定该怎么办理。台德曼说，他在六年里头不记得俾斯麦有什么事不是当机立断地处理。当他口里说叫人写的时候。他向来都是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话如同洪水冲泄出来。他往往口里说着两三句几乎相同的话，后来才择定要用哪一句。他不能容忍任何的打岔（一打岔就失去了线索），就很难晓得他的意思。
１８７７年底，他口头说要我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其实是写立宪以来所有我们的政党关系发展的情形。他口不停地说了五个小时。他说得比平常快，我极其为难地把他所说的话诸多要点写下来。房里太热，我恐怕要抽筋，便很快打定主意脱了褂子，只穿了内衣往下写。俾斯麦王爵很诧异地看了看我。但是一会儿的工夫之后，他点点头，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停地往下说。当我誉清我所写的东西（一百五十大页）时候……我看见全文如同行云流水，我很惊奇。……是一篇完全的、一往直前的文章，既无复述，亦无说出题外之处。
以办公事而言，他待人既用专制手段，同时也表示体恤，对办别的事而言，他表示拘泥细枝末节，却又以礼待人。因为他既不耐烦，也没有闲暇任裁缝量他的尺寸。裁缝给他做衣服时就只好用眼量。倘若做得不合身，裁缝就会接到如下一封信：“你向来同我做衣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你好像失掉了这种本事，你好像猜度我越老越小越瘦了——这是很少发生的事……自从１８７０年以来，你所送来的衣服都不合我穿，而在你觉得大概办得很好。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不太注意人的身份的变化进程。”当这位大文章家有机会责备一个极好的下人时，就是用这样带着尖刻谐趣的话语。
当他与他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他自然不能容忍他的同事们，所以他待同僚还不如待他的参议员，因为同僚们不能维护自己。有几位大臣说他是“自大到没人愿与之接近的程度。”就他待下属一事，海军大臣斯彼士写道：“他叫我留下来，同我讨论我本部的事，就如同一位老师教训一个蠢而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我试插一句嘴，他都会和我生气，我只好一句也不说地让步。”一个人就是这样在半个钟头里一直不被俾斯麦所敬重。攸连堡当部长时被俾斯麦不公平地对待，他写了一封尖利的抗议信，俾斯麦回敬道：“看了你的信我得到一个印象，你说我错怪了你，必得求你饶恕我。我认为你不能怪我，至多只能怪我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攸连堡家里将把这封信作为宝贝一代一代传下去。其他几位部长同俾斯麦彼此友好相处，承蒙他的抬举之后，此后必然觉得同他相处不来，随后便失了地位。从前虽然做过几时的好友，最终变成了仇敌——因为俾斯麦希望别人感激他，他却从不感谢人。
他极少地表示感谢。遇着他感谢人的时候，他会做他人所不能摹仿的表示。１８７０年的战役中，有一天他骑马在勃兰登堡门下走过时，在皇帝之后，毛奇与罗恩之间，他一眼看见他所率部下的属员们都在一个特别月台之上，他的鞍钮挂了三顶桂冕，他取下一顶投向他的部众。
第4卷儿子的婚事（1）
“我的性格并不像画家们给我画的那样凶狠残暴，其实我很爱幻想与柔弱。”他所说这两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