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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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６年春天，俾斯麦的代表告诉戈尔查科夫说，他上年在柏林的行为已经对两国间的交往产生了不良影响，使两国失却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而戈尔查科夫却大放厥词、甚至假惺惺地说，如果仍有人说俾斯麦是他的徒弟，那无异于是说拉斐尔是佩鲁吉诺的徒弟。他使出两面派手法，一面口里说着甜言密语，另一方面却酝酿着更为恶毒的诡计，同时在外交界大肆攻击俾斯麦。当他得知他的对头俾斯麦处于两难境地时，他忽然想出一计。１８７６年秋天，他从利瓦迪亚托德国使馆的武官捎信带回柏林，他在信中问道：“如果俄国与奥国发生战争，德国会采取中立吗？”戈尔查科夫这个人很有技巧，他如果不是想到了这样发问可能带来的效果，他是不会这么突兀地问这个问题的。俾斯麦是在瓦森收到这封信的，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用异乎寻常的加重语气对外交部说：“德国不知道戈尔查科夫为什么要这样问，也不知道他如果得了我们的答复之后会怎样地加以利用……这种问法既不礼貌又不是时机，他的居心显而易见。”他吩咐外交部就拿他的话去回答那个没有分寸的问话人。然后他又很生气地说道：“这简直就是强迫我们在一张空白支票上签字，然后由俄国填上数目去取钱，用来对付奥国与英国。”
俾斯麦用他习惯的方法来对付各种挑战，他清楚戈尔查科夫这样提问的真实意图所在，这个俄国人是要问是否又要瓜分奥地利，假如俾斯麦说不行，这是因为他以全部的斯拉夫族为一体，这样会把德意志置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这样做不如给帝国皇帝也出点难题，因为俾斯麦的政策，就是要分开俄、奥、英三国——这三国在东欧争雄——要让它们互相不和，那么它们个个都需要德国的帮助，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要把俄国兵力分散去打巴尔干。所以当俄国再逼他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他的两个朋友非要开战，他虽然会不偏不倚地旁观，但如果一方损失惨重，面临绝境的时候，他会非常惋惜。
戈尔查科夫现在证明给俄国皇帝说，俾斯麦是俄国人要在土耳其用基督教代替回教的最大障碍。他严重妨碍了俄国的自由。俄国皇帝于是就放弃了攻打弗兰茨·约瑟夫的想法，反而在莱施塔特与奥国皇帝会晤，通过会晤，巴尔干问题达到了暂时的谅解，奥地利为此得到了波斯尼亚，这是他信守中立的条件，于是这场剑拔弩张的风波就过去了。１８７７年春天，俄国出兵土耳其首都——看到英国的兵船在达达尼尔遇到许多麻烦，其实这是其它各国在阻止他们到戈尔顿霍恩，也就只好签订了一个《圣·斯特法诺条约》来平衡各国的利益罢了。
戈尔查科夫曾对俾斯麦说过：“那些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德国人或俄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人的问题。”俾斯麦加了一句批注说：“谁是欧洲？”在十年之前，当英国大使威胁恐吓他时，俾斯麦也曾说过谁是欧洲这句话，一方面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有幽默味道，“做大臣的人，要向他国提出要求，却不用自己的名义，只见得他们嘴边挂着‘欧洲’二字。”在当时的确有这种情况，而这就是他答复戈尔查科夫的语言。
俄国首都有一个人有大欧洲的眼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但年老的戈尔查科夫对此却毫无知觉，自从签定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之后，俄国就开始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大大拓宽了属国保加利亚的疆界。于是奥地利就有被俄罗斯包围的感觉，英吉利也不大放心，一次更为可怕的大战争正在孕育。这时候，俾斯麦的老朋友彼得·舒瓦罗夫伯爵立即去找俾斯麦，请他从中调解。俾斯麦正在害腰带癣与头痛，此时他在夫里特利士鲁，躺在床上。晚上痛得厉害，连胡子也不敢刮。但他还是接见了这个俄国朋友——一开始却不答应他的请求。
这一次和未割取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之前一样，他最初的政治本能是对的。几个月前就有过半公开的提议，请德国出面调停，但他决定不参与调停，他说：“如果不是对俄国采取压制态度，别的任何一国出来调停我们都难以信任，但是一旦使出这样的压力，只能使俄罗斯更难以让步……我们的边界与俄国毗连很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比整个土耳其要紧密得多，我们坚决不能担任这个调停的任务，以免无谓损害两国间的关系。”有人说他晚年以为这次调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这是没有凭证的，而且不是事实，我们只知道最初他不肯出面调停，但在舒瓦罗夫的不停劝说与要求下，加上第二天俄国皇帝来了一封书信（自然是舒瓦罗夫劝说皇帝写的），皇帝亲自求俾斯麦调停，他还说这是俾斯麦舍己为人的最好证明，俾斯麦还能怎么办呢！不久前他曾经写信给德意志驻俄国首都的大使，信中说：“一位君主……如亚历山大与我们这样亲近的一位皇帝，我们一定要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就像听取熟悉的客人的意见一样。”
而且刚刚有人要刺杀威廉皇帝。这样就能通过反对社会党的法律，俾斯麦的地位因此更加坚固。也许他为怨恨戈尔查科夫所影响，如果召开议会，俾斯麦很可能会做主席，而戈尔查科夫肯定不如他。所以这次同在凡尔赛一样，开始他说“不行”，最后说“行”。这与他的一贯性格恰恰相反，他拿定主意以后，二十五分钟之内就把柏林的章程口授给他儿子记录下来。
俾斯麦对公众说道：“我们要做靠得住的经纪人。”巴里施罗德听了这句话，深思之后摇摇头，他的阅历和经验使他怀疑地答道：“世界上并没有靠得住的经纪人。”
第5卷柏林会议
埃姆斯电报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３日送到俾斯麦手中，库尔曼于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３日开枪打伤他；柏林会议于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召开，同年７月１３日，俾斯麦在柏林条约上签字。因此他害怕“１３”这个数字，如同害怕星期五。因为这个数字两次外现为凶，却最终使他化吉。现在这个会议以“１３”起，“１３”终，是否外现为吉，最终使他得凶。
这次会议，他是欧洲的主席。当列强的大使们进来时，他从马蹄式的大桌子中间起身欢迎他们。这是他一生功业的最有异彩的一笔，因为几十年来，欧洲未曾有过这样的大会议了。从外观来看，俾斯麦的大白胡子使他有一种族长或教长的风范。但是诸多因素——他的病体，当了主席要说外国话，这次会议的可疑性质——使他心里不安，所以他有点畏惧，开会时有些忧虑。
在这张马蹄式桌子周围坐下的共有二十位有名的政治家，代表欧洲七国。坐在俾斯麦右边的是君主制国家的使臣。霍恩维茨军长的面貌瘦狭，与大鼻子大耳朵有点不相称，嘴巴富于感觉，胡子粗短，看起来有些野蛮。下一位应是安德拉西伯爵，反应灵敏而决定慢。在安德拉西旁边的就是卡罗来伊，奥国驻柏林的常驻的大使。曾在普鲁士与奥国开仗时回国，但几星期后又回来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第三个代表是海默尔男爵，维也纳人，与之相关的一切，从鼻子到他手上拿的铅笔，无一不是尖的。
坐在俾斯麦左边的是沃丁顿，他名字是美国的，却是法国的代表。其面貌颇为可爱，随便而有兴致。他其实是一个考古家，不算是专职的外交家。坐在他身旁的是圣瓦利尔，一个无定性的人，为法国派驻柏林的大使，是该国合格的代表。第三个是法国大使德普勒，看似知识界人士，实则一半是宫内侍从大臣，一半是教士。
远东居然也来掺和？那个面目狡诈的小个子是日本人吗？不是的。他是科蒂伯爵，代表意大利，比他的邻居聪明得多。这个邻居就是罗尼伯爵。与他毗邻而坐的是一个蓝眼睛的德意志人，为雇佣兵，此刻头戴一顶有穗的红缨帽。接下来的是一个代表土耳其的条顿种人，被人称为阿利总督，现为一个大军长。但他少年时代住在马格德堡时并不叫阿利。他曾在一条船上当过侍者，后来逃跑了。据说当了土耳其宰相阿利的嬖幸，从此青云直上。但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被阿尔巴尼亚人刺死，从此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还有一位土耳其代表叫卡提多利，也是一位大官，鼻子颇长，双唇紧闭，脸色铁青，沉默寡言。他生于近东，为希腊的名门之后。
坐在维也纳男爵右边的是罗素贵族，英国派驻柏林大使。他机灵和蔼，行动敏捷但衣冠不整。位于罗素身边的是索尔兹巴利贵族，他额头开阔，胡子花白，是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第三个是英国代表，大概是整个议会中的焦点人物了，只要我们一看到他，就会对那位贵族失去兴趣。他的相貌丝毫显示不出他是英国人的后裔。狄斯累利青年时代还在未封比康菲尔德伯爵之前，仅以小说家出名。他曾是一个英俊的犹太少年，现在却一半像魔鬼，一半像音乐家。他鼻子颇长，下唇低垂，胡子上翘，卷发霭额，颇似伦勃朗画中的一位文学家。他老态龙钟，拄着拐杖缓缓入座，我们很难看出他曾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
与之齐名的戈尔查科夫，如今已八十高龄，瘦骨嶙峋。不像老皇帝威廉那般健壮，腰板笔直，如同一位少年军官。如果细看，会发现他的脸不像身体那般干瘦，嘴唇富有生气，脸上皮肤依然柔软，惟有鼻子是尖的。他饱受脚气病的折磨，活动困难，被人抬到座上。他身上有一半是日耳曼血统，这使人们看到他时便想起一幅有名的怪人像：寻欢作乐者与阴谋家的混合体，其中前者成份大于后者。其实他两全其“美”。这次与会的机会，是他从君主那里求来的。俄罗斯代表团的决定权，不在他，而在驻柏林俄国大使杜毕列尔手上。但指导俄国事务的人，既非戈尔查科夫，亦非杜毕列尔，而是舒瓦罗夫伯爵。作为这次会议发起人的他，宛若一名法兰西大将，人极聪明，有武侠之风，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外交好手。
会议伊始，代表们便开始辩论。主席俾斯麦虽然在德国本土，却用法语致开会辞。狄斯累利用带着牛津土腔的英语回答，座中没有几人能听懂。戈尔查科夫用法语回答，虽然俾斯麦希望他用俄语回答。但他不是回答，而是长篇累牍地演讲。会长心生厌烦，用笔在纸上写：出风头，出风头……戈尔查科夫说完，会便散了。会长走进隔壁房间吃东西时说：“开了二十次会，波尔哈特没有一次收获不大。”
在会议开始之前，俾斯麦就很恼火。因为当他回访多国代表时，他们竟用“乡下礼节”接待他，令他大失面子。后来他说俏皮话嘲笑他们，同他们开玩笑，并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中试行他的法则。当索尔兹巴利提出一个议案时，俾斯麦大声鼓励：“再来一个！”读过希腊公告后，他不管那些反对话，尽量用神经不耐烦的方法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