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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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很难找出一个人，要比俾斯麦还要与这位君主合不来。虽然这样说，在１８４７年俾斯麦还是常常出入宫廷。当哈裴尔出巡时，他也同往。“在复活节前，我们去探望朋友，只有宫里的人很敷衍我。”那些贵族子弟们恭维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说，国王却不便恭维，恐怕别人怀疑这位最年轻的议员的独立性。他知道俾斯麦至今仍然是非常独立的。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是君主的两位顾问，其中一位是军长，另一位是主席（两兄弟对整个世界都比较了解），他们也是俾斯麦的顾问。他们比俾斯麦年长二十岁。路德维希是一个虔信派，曾在塔登家里见过俾斯麦，很喜欢他。路德维希根据君主的示意，给了俾斯麦许多演说的资料。
这时他开始加倍努力，他想做既有利于君主又利于自身的事。以忠于君主而增加自己的势力，以扶助君主而改变自己的前程，以暂时巩固君主权利而为自己将来的势力奠定基础。当他第一次与君王以比较亲密的方式接触时，武士阶级所特有的情愫越来越浓厚，变作君主主义，后来他称之为“封建情愫”。
后来他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培养起来的情操，原本就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他写了一封很保密的信给他的未婚妻：“你说到君主，不要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语调来称呼，我与你都容易犯这种毛病。我们不该讲一些对君主不礼貌的话，就像我们不该说些对我们父母不礼貌的话一样。即使是君主做错了事情，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曾向君主宣誓效忠过，我们应当尊重他才是。”以前的哪一封信都没有这封信口气严厉。他屡屡劝他的夫人尊敬他的君主，就如她屡屡劝她的丈夫要敬重上帝。他们双方都各有各的信念。他的祖先的血液仍在他的血管里流淌，他的祖先诚然常常不服从君主的命令，却绝不欺君。他一面拿君主与他的父母相比，对于他的父母，只有他才有资格怀疑他们。他一面注意这个大家族，威严高居，别的人都在其下面，对这个家族顶礼膜拜。他今日的这种状况，是他为了家族门弟所不得不为之，这并没有抹煞他的傲气，他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政党。尽管有人敷衍他，他仍是一个批评家。将来怎样却无从得知，也许他会成为君王的顾问与指挥，但他却是君王的臣仆！
无论做怎样的牺牲，这个年少议员必定是离不开演讲台的，除了在此，否则他是无法施展他的力量与睿智的。如果每年都要召开议会，那么他必定要同他所厌恶的自由党投票选举。他该做些什么呢？给君主带来麻烦是不忠的，所以俾斯麦的策划就是将这个重大问题置于不表决之列。当提议犹太人的问题时，俾斯麦就不想出席，因为他对于这件事与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后来他却愿意出席，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变成极右派的诸多领袖之一，他针对左派提倡的“人民平等”作了演讲，说这是“令人讨厌的人道主义空谈”。
他很傲慢地说道：“我并不是犹太人的仇敌，即使他们仇恨我，我也会饶恕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都爱他们，据我个人意见，我愿给他们全部权利，除了不能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占据许多主要席位。……据我看来，对于上帝是如何恩惠的话并非空话……但是我只能将那些带来福音的话作为上帝的意志……倘若我们将国家的宗教基础给撤掉了，国家就会变作不过是许多偶然凑在一起的权利，也不过是一座城墙，是极为不稳固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例如共产党的观念，我是看不明白的……因为我们不能侵犯人民所信仰的基督教。”
凡是专制君主、专制大臣，都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腔调。假设俾斯麦的外祖父门肯也用这种腔调说话，他的君主是不会怪他的。假使老门肯不用这种文明主义教养他的女儿，她是不会把这种主义灌入她儿子心里的。也许小俾斯麦是因为不喜欢他的母亲的缘故，才会变作一个自由派——假如从他的父亲那里吸收了许多反动观念！俾斯麦少年时代羡慕弥拉波与皮尔受过拜伦的诗歌的吸引。
俾斯麦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五分钟后，传最底层社会的一个人作他的证人。“当我代表君主时，我没想到要服从一个犹太人，我承认在这种情形下，我会觉得我受到极深的侮辱。……我同较下层的人民有着相同的情感，在他们当中，我决不会引以为耻。”其实他绝对不愿服从君主的无论什么代表，无论是犹太人，抑或是基督教人。尽管他自己也是君主的一个代表，但是强迫自己服从君主，是与他的本性所不合的。
只有当他同未婚妻见面时，或者是在思念她时，他的傲气才会稍稍被柔情所淡化。在未婚妻生病时，他一点也不理会那些住在赖安菲尔的基督徒们，因为他们只信奉上帝，说只要祈祷就可以治病。他根本不信这一套，他相信医学，竭力主张吃药，他认为药是上帝赠给人类的。
“当我的思想开始趋向你现在的生活方向时，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的悲喜因你而变换，尽管我们总是争吵……这使我很不快乐，但是我仍然是一手指在唇上，一手按在心口，静静地为你祈祷。……我非常害怕你会变得越来越骄傲……也许以后你会更加瞧不起并不热闹的赖安菲尔。”有时她就用这种胆怯的语言，道出她内心实实在在的恐惧。她曾用一种很可怕的语气写道：“亲爱的，你是一个令人可怕的热血人。”
俾斯麦很为婚期的临近而兴奋，他用一种很迷人的手法写信说道：“你盼望我在一个和煦的晚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天鹅绒上衣，帽子上插着一只很大的驼鸟羽毛，走到你的窗下，轻轻低唱‘我们私奔吧’等等（我现在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唱得也不错），我在中午时候跑来见你，穿着绿色的骑马服，带着红色的皮手套，双手拥抱你，既不唱歌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搂着你，我这样做你会喜欢吗？”当他劝她请几位朋友作他们的蜜月伴侣时，她却不肯。
他们的婚期定在订婚六个月后举行。在婚礼上，有人送给新娘一块手帕，并在手帕里包了一朵白玫瑰花，以此为她祝福。新郎在喝了许多香槟酒后猛然看到了这朵花，新娘尚未来得及解释，这个鲁莽的新郎就已用雪茄烟将花烧毁。
他们过了一个很长的蜜月。俾斯麦同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娘子周游世界。他写信告诉他妹妹：“我是老了，所有的新鲜景致对我来说都是很平淡的，惟有在乔安娜的脸上露出笑容时，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所有读过这封信的人都不会晓得他是三十二岁的人。他还写信给他的哥哥：“大的花费还在后面，我花光了一百个金腓特烈（币名）之后，乔安娜还得添上她的二百元，这些钱她原是预备买银器的。不买银器也罢，用瓷器喝茶，味道还不是一样？况且我们还有许多结婚礼物。我们这次蜜月旅行，共花掉七百五十元。共计旅行五十七天，每天花十三元……在我们外出旅游期间，我有六条母牛都害病死了，都还是些不错的牛。”
他原是一个冒险家，如今却变得多么老实。当他旅行时，无论是独自一个人，或是同夫人在一起，他出手都是极为阔绰的，毫无吝惜之色。但是当他蜜月归来时，他却将花费的总数用五十七来除，平摊每一天的花费。在他给他哥哥的信中，他说死了六只母牛，这很让他可惜。从这里我们看出他其实是个随环境不同而量入而出的人。
第1卷外交官（1）
有关德意志统一的文件、提议如今被锁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铁柜里，由梅特涅保管。虽然这样说，自从解放之战以来，所有的德意志爱国者用以激励自己的烈火，仍在不声不响地燃烧，这些革命的火种隐藏在一些很小的邦中，并不敢四处煽动。到处都有随时扑灭这些火种的蒸气，这些蒸气是“维也纳政府制度的铅制室里释放出来的”。革命的中心第二次从巴黎转移到德意志。欧洲看见在德意志人之中，居然有政治的激情发露，不禁大为诧异。不仅仅是创造自由，而且还要创造德意志的统一，就在这个时候，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从贵族阶级或从奴隶制度中争得自由，争得统一，这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王公们、军阀们、全数执掌政权的人们都是反对自由的。说到德意志的统一，却有一个民族的障碍，在新德意志化的普鲁士与有四分之三不是日耳曼的奥地利之间的反对，就是这个大障碍。所以１８４８年的大举动，虽然有许多思想作支撑，虽然有着境内的帮助，然而不久却夭折在诸联邦所制订的《宪法》中，《宪法》中制订了虚假的自由，随着君主派与民主派的争吵，随着大德意志派与小德意志派之间的争吵，民主最终消亡。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许多活动，这个会议的德意志民权书，我们的国民议院第一次所定的法律，这个议会体制的许多朦胧与抽象的观念，如今都残余无几，只剩下一幅羊皮纸所写的断简残篇，却令人不知如何执行。这一切一开始就受了那些仇视奥地利与普鲁士的人们的怠工之苦，后来试图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又毫无结果。受奥地利青睐的古老联邦议院又设立起来，１８５０年夏天，议院发出了开会的正式请帖。
普鲁士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腓特烈·威廉四世不肯做世袭的皇帝，很羞怯地埋头于浪漫主义里头。他的德意志领袖的权利，都集中在所谓的联邦会里，就是北德意志的小邦与中等诸邦的靠不住的联合。耶尔福议院受到奥地利与俄罗斯的恐吓后就宣布解散了，不肯派人到法兰克福的联邦议院，这就等于挑战。
但是奥地利的新执政者施瓦岑堡王爵不肯容忍这种骑墙行为。黑森选侯，因为他觉得他在小邦里所办的事都要受宪法约束，这使他觉得很难堪，于是就介绍维也纳式的政府体制。黑森就因此而发生民情不服的状况。施瓦岑堡王爵借助手段，联邦议院主力担保给他选侯，对他加以保护。经过革命不久，就有这样的挑战，我们能否想像比这更加无礼的办法吗？普鲁士原是联邦的领袖（黑森就是联邦之一），自然会抗议。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普鲁士原是自由的保护人！普鲁士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变为全德意志所爱戴的。拉多维茨是一位军长，也是一位在柏林的大臣——他不是恺撒，只是一个人——却敢冒全部的危险。奥地利与巴伐利亚在与普鲁士军队火力范围内，严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