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1978-2008私人阅读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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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吹挠坝”尽！ �
从30年前好书的稀缺、对知识的饥渴，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到信息大爆炸，图书、电视、音像、网络的多媒体时代，已经开始严重的信息过剩。在忙碌的生活中，时间显得不够用，得到书的速度又总是超过了阅读的速度。
不过，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我最喜欢的事情仍就是待在自己的书房里，有那么多的书陪伴着我，我拥有它们，并有选择阅读它们的权利。
什么是好的习惯？不是斜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习惯，不是通宵达旦打电脑游戏的习惯，而是——阅读的习惯。阅读，只有文字的阅读，才能让我们体会忘我境界，让我们亲近抽象思维，让我们找到精神家园。这是任何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虽然现在阅读的快感没有“文革”时期那么强烈，但是现在家里有那么多的书为伴，觉得在书房有一种逍遥自在的感觉，很幸福，很知足。每天周旋于阅读、看碟与写作三件事情之间，主动省略了电视和网络的干扰（我已经整整五年不看任何电视节目了），反倒成了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开一本书，思想可以通过历史跨越千年，通过科幻遨游太空，倒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体验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境界。
高山：科学和哲学经典
史蒂芬？霍金选择了五位科学大师的著作，加上他所提供的五位科学大师的传记，编成一书，书名《站在巨人的肩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伟大著作集》。这五种大师经典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节选）和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
我们和经典原著已经疏离得太久了，我们已经不习惯亲近科学大师和他们的原著了。为什么不在霍金的建议下——或引诱下——来亲近一把呢？对于人文学术的大师及其经典原著，我们有时还是偶尔亲近一下的，或者至少还会有亲近一下的冲动；但是对于科学大师及其经典原著，我们久矣就连亲近一下的冲动都没有了。
造成这种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科学经典毕竟和人文经典不一样，科学经典有一个较高的专业门坎，而人文经典往往门坎较低甚至没有门坎。比如说《天体运行论》和《红与黑》，前者没有一定的数理基础就读不懂，可是后者几乎？？都能读（尽管读后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被打动就因人而异了）；再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衰亡史》之类的经典，虽然比《红与黑》之类难读些，毕竟中学生也能读懂，但你不可能让中学生读懂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天才神童除外）。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江晓原：我的30年私人阅读史片段（5）
二是有一种观念，认为对于掌握科学知识来说，阅读大师原著远不如阅读教材或普及读物来得有效。比如许多人认为，如果你要了解行星运动三定律，你只消查一下天文爱好者手册就可知道，有什么必要去啃几百年前开普勒的原著呢？这话虽然是不错，但是，阅读天文爱好者手册和阅读开普勒的原著毕竟不是一回事，这两者是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的。
伽利略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假托在四天中三人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形式（想想柏à？图的对话和著名的《十日谈》吧）。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那位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作为科学史上的大师经典之作，此书的写作技巧也极有可取之处。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所有有中译本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中最精彩、最让人读得下去的。对一个不以哲学为业的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西方哲学的最佳读物，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罗素自己就是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为人又风流浪漫，因此他的文笔也是大胆奔放。我心目中此类书籍的最高境界，可用九个字概括之：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此书可算已经达到这一境界。
宝藏：历史和文学
《左传》从形式上看它是对《春秋》编年记事的补充，但我一直将它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这部书中所记载的政治、外交智慧，哺育了中国的帝王将相2500年。不过当年最打动我的，一是书中所记各国使节折冲樽俎之际的外交辞令，二是作者记述纷繁事件所用的文笔。前者分寸之准确、措词之委婉，今日绝对无人能及；后者则处处简洁明快，却又o？义丰富，表达、褒贬，俱臻佳妙。比比《左传》中这些辞令和文笔，今日的众多作品（包括那些名满天下的）那就实在太丑陋了——简直就是没文化啊！
多年来，只要是历代笔记小说的排印本，我见一本买一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历年所出，几乎搜罗无遗。我通常在车上、枕上和厕上读这些书，读到有价值或有趣的材料，则随手在书后作上索引。在我多年的研究与写作生涯中，颇得益于此一习惯。《阅微草堂笔记》思想之先进、文笔之诙谐、材料之丰富，皆属上乘，故堪为代表。纪昀虽不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其文字则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
另一部达到“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境界的著作，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的《西方正典》。作者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鲁姆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江晓原：我的30年私人阅读史片段（6）
幻想：从电影到小说
最近三四年来，我观看了数百部美国的、欧洲的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地的科幻电影。在这数百部科幻电影中，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那就是——所有这些电影中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μ？而悲惨的。
而在科幻小说中，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中，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在想象和展望中，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和小说中，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总是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大瘟疫？？？？未来世界常见的主题不外是资源耗竭、惊天浩劫、科学狂人、专制社会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也几乎清一色都不再是绝对美好的了——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其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进入20世纪，当乌托邦思想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反乌托邦”传统出现了。“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1920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了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
《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包括：“前传”：《基地前奏》上下、《迈向基地》上下；“正传”：《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后传”：《基地边缘》上下、《基地与地球》上下。中译本共11册。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基地》系列第一部写于1941年，最后一部写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述一个名叫谢顿的人，发明了一种“心理史学”，可以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盛衰。于是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秘密为帝国的崩溃和重建作准备——他要让中间这段黑暗时期从三万年缩短为一千年。故事的场景被设定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那时人类已经遍布银河系中的可居住行星，而日暮途穷的“银河帝国”已经有着两万多年的历史。
《私人阅读史》第三部分 毛尖：从手读本到电子书（1）
《基地》史诗般的故事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触发了阿西莫夫的灵感，让一部帝国盛衰史在银河系遥远未来的时空中全新搬演。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很有深度的思考或猜测。对于这些思考或猜测，谓之杞人忧天固无不可，谓之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亦无不可。因为这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
桥梁：科学和人文
乔治？萨顿（GeorgeA。L。Sarton）号称“科学史之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萨顿的科学史，不是那种只知道简单地为科学歌功颂德的科学史，也不是那种只充当促使人们如何更加热爱科学的教育工具。萨顿的科学史，是要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萨顿认为：“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