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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门阀美国-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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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的约翰利用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和法律的深刻理解,给英国议会出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在英国,王位已经是虚挂了,权力在议会手里。约翰则从引用历史,咬死了效忠王室,殖民地和英国的从属关系只是对于英王的,他知道英国议会是不会把血流成河才争取来的权力还给国王的。
  
   约翰·亚当斯最后说:殖民地和英国议会是一种合作关系,如果不能合作的话,殖民地除了独立外,别无选择。
  
   塞缪尔和汉考克拍案叫绝:还是我的好兄弟。你找到了理论,就看我的行动吧。
  
  约翰·亚当斯在波士顿惨案的辩护中显得很书生气,其实是作为律师的狡猾所在。波士顿惨案刚发生时,北美在报纸的煽动下群情激愤,但事过境迁,群众的情绪冷静下来后,会意识到这是一起偶然性的事件,即便是严判了英军官兵,最多加深对英国政府的不满而已。他知道,在英国政府一味忍让的现状下,靠北美一时的群情激愤,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正是大捞一票的机会。
  
  约翰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维护法律的尊严,用塞缪尔和汉考克的友谊换取自己公平的名声,其结果使他一跃成为北美殖民地在法律方面的权威,赢得温和派的支持,更赢得英国方面的好感。也使他和华盛顿成为国父中仅有的两名对独立的后果有所准备的,华盛顿是准备打游击去,约翰·亚当斯则可以放心在家睡大觉。英国决定对北美动武后,塞缪尔和汉考克等波士顿抗英领袖赶紧躲到乡下去,只有约翰·亚当斯不用跑路,因为他知道英国政府不会动他。独立开始后他作为美国的使节出使法国和英国,以及在独立后出任总统、建立自己家族的政治事业,都起因于他在波士顿惨案惨案中的精彩表现。
  
   至于和汉考克和塞缪尔的友情,约翰·亚当斯丝毫不担心,因为他知道这两位有激情和能力,就是缺乏理论,早晚还得靠他的大脑。
  
   三人重新组合在一起了,现在需要一次行动,让独立成为别无选择。

   6,被汉考克和亚当斯等几个人策划和煽动成功的美国革命
  
   其实,汉考克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走私茶叶。
  
   18世纪下半叶,东方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是国际贸易的重心所在。以茶叶和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畅销全球,是当时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对于英国来说,由于工業革命,生產力突飛猛進,生產能力嚴重過剩,以棉、羊毛紡織品為首的工業品在國內供遠遠大於求,英國急於在全世界開闢市場。面对北美殖民地的抗税行动,英国议会一再退让的主要原因,就是北美殖民地是英国工业品的一大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相比之下,税金不算什么。但是北美只有不到3百万人,相比中国几亿人来说,市场要小得多。中國这个潛在的巨大市場对英国商人来说,是巨大的诱惑。
  
   但是,满清皇室始終拒絕擴大通商口岸、開放市場,结果英國購買大量的中國商品,中国却很少购买英国的商品,造成巨大的贸易逆差。
  
  那时候北美人还不习惯喝咖啡,主要喝茶,因此对茶叶的需要量很大。但是由于茶税依旧保留的原因,北美殖民地一直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那些不抵制的人也不喝正版茶叶,因为走私的茶叶很便宜。1770年后,北美的茶叶90%以上是走私货,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都堆积在印度的仓库里发霉。茶叶走私正是由汉考克组织的,他从荷兰进口茶叶,使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的茶叶销售从145000公斤下降到非常可怜的240公斤。
  
   1773年,东印度公司负债累累,有些支撑不住了。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的先锋,照现在的话说,是值得扶持的民族企业。这家公司主要是和中国做生意,可是中国不像北美殖民地,对外面的货物需求量很小,东印度公司只有拿真金白银去买,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针对这种现状,公司这一年做出两个决定,一:大肆进行鸦片贸易,二:垄断北美茶叶贸易。
  
   东印度公司说通了英国国会,国会通过法案,给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并同意他们按北美的低税率而不是英国的高税率纳税,一举将茶叶的成本下降一半。
  
  垄断归垄断,走私还在走,北美殖民地的总督怕再激起民变,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东印度公司只好拼市场。他们在北美设专营代理商,省去中间商倒手,把茶叶价格压低到市价以下,使走私商无利可图。这么一来,靠走私发财的大商人们包括汉考克损失严重,那些茶叶的零销商也没有了茶叶生意。得益的是老百姓,能喝上便宜茶叶了。
  
   汉考克也雇人去游说英国议会,抗议这种贸易垄断行为。塞缪尔·亚当斯负责领导抵制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行动。特别是在波士顿,人们组织起来,不容许载有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船卸货,一旦有茶叶船到来,就24小时派人在抗议,不让茶叶卸下来。
  
   1773年11月底,当佛朗西斯·罗特克驾驶他的达特摩斯号来到波士顿后,才知道这次要赔本了。波士顿人守在港口,坚决不许把茶叶卸下来。罗特克是运输商,运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来赚钱。他不愿意因为茶叶和波士顿人为敌,但英国法律规定,到岸20天内必须把货物卸下并交税,眼看期限已到,罗特克只好向总督要求把茶叶运回英国,这样可以不违反法律。可是总督不同意,要回英国也可以,必须把茶叶卸下。如果卸货的话,罗特克将面对成千上万的愤怒的波士顿人,有可能性命不保。如果不卸货而回英国的话,总督保证按叛国罪起诉他。罗特克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如果塞缪尔是革命之父的话,马塞诸塞总督赫特奇森就是革命之母。正是他的强硬行动给了亚当斯革命的机会。如果他像其他殖民地的总督一样,容许船东和船长们自行解决纠纷,也就是容许茶叶船回英国的话,美国独立也许就不会发生。因为英国议会已经决定,再过六个月就取消茶叶税,波士顿人也不会再闹事了。
  
   赫特奇森这样做是有自己的私心,因为东印度公司在波士顿的代理人是他的两个儿子。为了儿子们的生意,赫特奇森派人进行武装保护,城堡岛上的英军也把大炮对准这边,以警告任何企图捣乱的人,准备强行卸货。
  
   夹在中间的罗特克无可奈何,只好把总督的决定通知塞缪尔,希望塞缪尔体谅他的苦衷,不要再为难他了。塞缪尔等的就是总督这个决定,他马上召集市民大会,一共有8000人参加,在会上,塞缪尔宣布:“这次会议为的就是保卫这个国家。”
  
   被后人成为独立革命之父的塞缪尔·亚当斯开始使用“国家”这个称呼了。
  

   1773年12月16日,一群莫霍克族印第安人,登上了三条停泊在港口的茶叶船,把船上的45吨价值上万英镑的茶叶全倒入海里。
  
   波士顿怎么可能有印第安人?经过调查,总督在写给英国的信中报告:印第安人是波士顿造反者假扮的,领头的正是塞缪尔。
  
   赫特奇森哪里知道,这个情报是塞缪尔故意让他知道的。马塞诸塞殖民地建立140年了,印第安人早就绝迹了,塞缪尔这样欲盖弥彰,就是要激怒英国公众,让英国公众来促使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采取强硬手段。
  
  对于汉考克和亚当斯来说,和英国分裂有两个障碍,一是英国政府的忍让策略,二是北美殖民地的温和派和亲英派力量。对于北美分裂主义者不断升级的行为,英国政府很有策略地忍让,一次又一次成功地使北美民众的仇英情绪稳定下来。在北美殖民地,不仅有很多亲英派,而且还有很多温和派。比如费城著名人物、世界级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温和派,他认为北美殖民地应该和英国政府合作,协商解决纠纷。甚至主张自由的佩恩在这时也认为应该和英国议会谈判解决这些纠纷。波士顿倾茶事后,富兰克林就认为应该赔偿船东的损失,在得知赫特奇森打算建议伦敦采取报复行动后,他动身前往英国,试图靠自己的名望,寻找和平解决的办法,四名北美商人愿意出钱支付这笔损失。
  
   但是,英国议会拒绝了富兰克林等人的建议,因为波士顿倾茶事件彻底激怒了英国公众,他们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迫于民众的压力,帝国议会通过了几项惩罚决议,国王下令关闭波士顿港口。
  
  倾茶事件在北美引起几桩连锁反应,殖民地人纷纷把喝茶的习惯改成喝咖啡,导致茶叶无人问津。塞缪尔趁势在1774年6月召开的马塞诸塞议会会议上建议召开大陆会议,一位亲英派议员见状装病退场,火速向总督告密。赫特奇森马上下令解散议会,可是送信人赶到议会时,发现塞缪尔把门给反锁上了,这位过于绅士的信使对此束手无策,决议通过了。
  
   1774年9月,第一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除乔治亚外,其他殖民地均派代表前来参加。与会的代表同意:英国议会没有权力控制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没有权力制定影响殖民地的法律,殖民地的人民有权参加任何为他们自己制定法律的立法组织。大会批准了马萨诸塞所提出的人民有使用武器进行防卫的权力的建议。许多年以后,约翰·亚当斯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到:第一届大陆会议举行时,美国革命就开始了。
  
  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马塞诸塞派来四名代表:亚当斯兄弟,亚当斯家族的朋友罗伯特·佩恩,以及当年把塞缪尔从财务公司开除的亚当斯家族的朋友托马斯·卡斯廷。到了第二届大陆会议时,代表马塞诸塞的还是上面这四位,另外加上汉考克。
  
   促成美国革命的马塞诸塞革命者竟然是这么一个以亚当斯家族为核心的非常小的圈子。
  
   北美的13个殖民地并不是一致和英国决裂,费城和纽约的门阀们倾向于和英国和解,何况英国政府逐步把各种税免除了,只剩下茶叶税一项,也形同虚设,马上就要取消了,殖民地没有和英国闹对立的理由了。
  
  但是,在维吉尼亚和马塞诸塞门阀的鼓动下,民众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了,和平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另一方面,英国本土的民众也逐渐被殖民地人得寸进尺的态度所激怒,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的措施,英国政府的退让也到了自己的限度。汉考克派在伦敦的间谍也在极力煽动,尽力激化双方的对立程度。
  
   终于,英王乔治宣布殖民地正在叛乱。英国议会决定自1775年1月起对马萨诸塞殖民地采取武力手段,军队和军舰陆续开进殖民地。马萨诸塞等殖民地的男人们开始武装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富兰克林等温和派迫于形势,只好加入革命的行列,分裂的声音终于在北美占了上风。
  
  维吉尼亚议会对此积极配合,1775年3月23日,理查德·亨利·李在议会中的朋友帕特里克·亨利在维吉尼亚议会就时局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极力鼓励和英国决裂。当他以“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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