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子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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瑗瑗：
我今天晚车回××达
达士先生把一个简短电报亲自送到电报局拍发后，看看时间还只五点钟。行期既已定妥，在青岛勾留算是最后一天了。记起教授乙那个神气，记起海边那种蚌壳。当达士先生把教授乙在海边拾蚌壳的一件事情告给瑗瑗时，回信就说：不要忘记，回来时也为我带一点点蚌壳来。我想看看那个东西！
达士先生出了电报局，因此便向海边走去。
到了海水浴场，潮水方退，除了几个骑马会的外国人骑着黑马在岸边奔跑外，就只有两个看守浴场工人在那里收拾游船，打扫沙地。达士先生沿着海滩走去，低着头寻觅这种在白沙中闪放珍珠光的美丽蚌壳。想起教授乙拾蚌壳那副神气，觉得好笑。快要走到东端时，忽然发现湿沙上有谁用手杖斜斜的划着两行字迹，走过去看看，只见沙上那么写着：
这个世界也有人不了解海，不知爱海。也有人了解海，不敢爱海。
达士先生想想那个意思，笑了。他是个辨别笔迹的专家，认识那个字迹，懂得那个意义。看看潮水的印痕，便知道留下这种玩意儿的人，还刚刚离此不久。这倒有点古怪。难道这人就知道达士先生今天一早上会来海边，恰好先来这里留下这两行字迹？还是这人每天皆来到海边，写那么两行字，期望有一天会给达士先生见到？不管如何，这方式显然的是在大胆妄为以外，还很机伶狡狯的，达士先生皱眉头看了一会儿，就走开了。一面仍然低头走去，一面便保护自己似的想道：“鬼聪明，你还是要失败的。你太年青了，不知道一个人害过了某种病，就永远不至于再传染了！你真聪明，你这点聪明将来会使你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成就一件大事业，但在如今这件事情上，应当承认自己赌输了！这事不是你的错误，是命运。你迟了一年。……”然而不知不觉，却面着大海一方，轻轻的抒了一口气。
不了解海，不爱海，是的。了解海，不敢爱海，是不是？
他一面走一面口中便轻轻数着，“是——不是？不是——是？”
忽然间，沙地上一件新东西使他愣住了。那是一对眼睛，在湿沙上画好的一对美丽眼睛。旁边还那么写着：“瞧我，你认识我！”是的，那是谁，达士先生认识得很清楚的。
一个爬沙工人用一把平头铲沿着海岸走来，走过达士先生身边时，达士先生赶着问：“慢点走，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画的？”说完，他把手指着那些骑马的人。那工人却纠正他的错误，手指着山边一堵浅黄色建筑物，“哪，女先生画的！”
“你亲眼看见是个女先生画的？”
工人看看达士先生，不大高兴似的说：“我怎不眼见？”
那工人说完，扬扬长长的走了。
达士先生在那沙地上一对眼睛前站立了一分钟，仍然把眉头略微皱了那么一下，沉默的沿海走去了。海面有微风皱着细浪。达士先生弯腰拾起了一把海沙向海中抛去。“狡猾东西，去了吧。”
十点二十分达士先生回到了宿舍。
听差老王从学校把车票取来，告给达士先生，晚上十一点二十五分开车，十点半上车不迟。
到了晚上十点钟，那听差来问达士先生，是不是要把他行李先送上车站去。就便还给达士先生借的那本《离婚》。达士先生会心微笑的拿起那本书来翻阅，却给听差一个电报稿，要他到电报局去拍发。那电报说：
瑗瑗：我害了点小病，今天不能回来了。我想在海边多住三天；病会好的。达士
一件真实事情，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
一九三五年夏作
第五部分 《八骏图》第23节 《一个母亲》序
因为生存的枯寂烦恼，我自觉写男女关系时仿佛比写其他文章还相宜。对于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写这问题，可没有和我平时创作的态度两样，在男女因情感所起冲突中，我只尽我的观察，理解、解释这必然的发展变化。我并不在几个角色中有意加以责备或袒护的成见，我似乎也不应当有。我并不如据说在国内称为“批评家”权威辈说的成心在那里赞美情欲或讥讽绅士。只是以我的客观态度描写一切现实，而内中人物在我是无爱憎的。倘若还有人还要把这个引为“同道”或“异端”，想以他个人的趣味作我文章的尺度，我觉得这人是在极其可笑情形中白费了他的气力，实在为他可惜。因为我这作品并不是为等待这些毁誉而写成，我劝他还是去介绍他熟人一本新著，得到认可和赞许的机会可多一点。我这种试验性的作品，说真话，还不值得批评！
在技术上，我为我作品，似有说明必要的，是我自己先就觉得我走的路到近来越发与别人相远。与别人不同，这成败是不可知的，因为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时间延展，虽其中免不了侥幸，但无论如何，把作品付之于时间，是比之付于现在由书业中大老板所支配指定的批评者手中为可靠的。既是后话可不提。至于目下，我得承认我工作是完全失败了。看到一般人，对于章回体看来不费脑力的作品感到倾心，我不承认我的失败是不行的。在许多近人名家作品中，对于他们的作品使我感到佩服的，是他们空话之多。他们真不愧为在那里创造理想中人物，不过似乎常常是理想过高，因此结果从这些作品中反映出人物都同平常人两样；虽然他们还自夸是“高度写实”，人的脸也象是用尺寸规画出来的，不走丝毫。因为把字数延长，他们就令每一个书中人都经常喋喋不休，说上一些没有关系的空话。因为有“思想”，他们有时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么与二十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想到恋爱非三角不行，本来只有两个，也就想方设法勉强再凑上一位。他们表现理想中人物的人格，却依赖这纸上的英雄独唱，毫不悭吝一切豪华美丽的言语，只以为一说出来一切问题就从作品中人物言谈行动上得到了正确解决。他们所谓“抓着时代”，在时代中产生时代作品，那种态度和方法，其实还是中国往日名士诗人“即兴”一样，自然他们各人都有理由说某一方面才认为是可以讥诮的“即兴”，某一方面是“忠于时代”。到底这些人是聪明人，在一切方便中他们是轻轻易易就完全成功了的。中国当然是需要一种继续章回传奇与《聊斋志异》侦探香艳小说的作品，天才名家，应运而生，没有什么可怪处。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与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可不象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
上面我说的话，是偏于对表现技术而联带及思想意识我个人的态度，我愿意也有人相信我的话不完全是个人的牢骚。时下名作家们，是有以疏忽此点反而成功的事实作证明足以自傲。批评家们又以“通顺可作中学教本”的话而奖励了这种作品而作成普遍推广宣传的。这些人完全是“聪明人”。
我的见解是明知自己失败，却找不出对成功者以尊敬机会。在走不去的荆棘塞途的僻路上，将凭我执拗顽固的蠢处，完成我自己所能走的一段路。我以为一件作品对外景只在说明充实背景的需要而存在。说明上文字的节制是必需的，这是我有意疏于写景的一种解释。我以为表现一个理想或讨论一种问题，既然是附丽到创作中，那么即或形式是小说的形式，在对话动作种种事情方面，适当节制为势所必需，过分的铺张应当是一样忌讳，观察详细又不可缺少，一切应当从需要作考虑。这是我在描写上不能夸张复有琐碎的一种解释。
假若有人问到：作品中的孩子，结论到底是怎么样？对于这样疑问，我一时还找不到适当回答。因为孩子还是一个孩子，年纪只是一岁或三岁，有一个日益发胖温和“伟大”的父亲，同时又有一个“富于人性慈爱”的母亲，就正是一般孩子在幼小时所需要的一种家庭。一个正常家庭的情形，使孩子能好好的活到世界上，不寒不饥，有病时可以及时吃药，疲倦时能睡到母亲怀抱内或极精美安适的摇床内，也就可以说是孩子所希望的合理结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