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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励志]"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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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已经没有扩容空间。   
  转系的希望破灭了,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   
  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真的回校复读,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而要回校复读,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   
  有人说,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的人,也是最习惯于妥协的人。在一般人的眼里,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能上重点大学就更不错了,至于兴趣和爱好则不再强求,能如愿当然好,不能如愿就学一行爱一行。可是,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它,怎么办?这就象一桩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包办婚姻,没有爱情,没有激情,却要长相守。对当事人来讲,这难道不是最残忍的痛苦?   
  然后,这种妥协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它还将能使你快乐,能使你幸福的热情和潜能扼杀掉了,让你留下终生都念念不忘的遗憾。   
  转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只能呆在图书馆系。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满纸的担忧和勉励。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他告诉我,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   
  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象父亲告戒的那样,学一行爱一行。   
  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子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子,它象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子,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   
  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   
  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   
  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的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   
  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   
  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   
  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假如我原来的老师和同学在那个争夺后排座位的队伍里发现了我,一定会大跌眼镜,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不应该是一个如此懒惰、如此消沉、如此不思进取的学生。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象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   
  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辩不出真假李逵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   
  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   
  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命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蹦迪疯狂地宣泄一番。   
  我和冬冬象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   
  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的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 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   
  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   
  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   
  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如其这样混日子浪费时光,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看出身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   
  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叉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象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   
  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又该让她作出怎样的选择。当阴差阳错的命运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是从命运中逃脱,去走一条凶险未卜的路,还是向命运妥协,走一条虽然没有幸福和快乐,但却四平八稳的路?   
  就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倪萍聊天》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那天,聊的话题类似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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