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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励志]"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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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老二的工厂真办起来了,李老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由他折腾去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老三、老四、老五也要辞掉城里的工作,回村里跟老二一块办厂。   
  第一批回来的是老三和老四。老二李德顺的工厂办了两年,已到了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但要扩大生产规模,而且产品急需上档次,只有产品上档次,才能打入国际市场。老三李德良和老四李德新就是想回来跟老二一起把企业做大,把产品做到国际上去。   
  1996年春节,在外面工作的几个儿子都回来了。李老汉没想到,老三、老四一回到家就跟他商量起辞职的事。老汉急了,拍桌子瞪眼睛对几个儿子吼了起来。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李老汉来说,这年的春节是一个更窝心更窝火的春节。儿子们在家的那几天,他几乎天天发脾气,说着说着就拍起了桌子。   
  老汉每天长吁短叹:农村人收入不多,都想走出去,你们倒是出去了,到了城市,成了国家干部,人家谁不羡慕?现在倒好,一个一个又都要回来。我辛辛苦苦供你们,还不是想让你们走出穷山沟。   
  儿子们知道父亲是为他们担忧,老四德新说,我们就是干失败了,也没什么好害怕的,无非是去给别人打工,我们还年轻,有什么风险不敢面对的?现在搞市场化,国有企业也有可能破产,市场经济就是谁有能力谁干,谁干得好谁生存,谁干得不好谁关门。不管你是国有的、私营的、外企的。也别担心干个体了,没人给我们保险了。我们赚了钱,可以自己给自己保险嘛,有病了自己掏钱看病。再说,公费医疗也要改革了,以后就是在机关企业还不得自己掏钱看病。   
  见两个儿子主意已定,父亲让步了,说,要回来,也只能让老四德新回来,老三德良是万万不能辞职的。省公安厅是什么地方?那是管人的地方,又是国家机关,又保险,说什么也不能辞职。   
  春节过后,李德良、李德新的假到了都匆匆回单位去了。李老汉以为他们回心转意了。可没过多久,德新回来了,紧接着远在江苏的德良也辞去公安厅的工作回来了。   
  看李家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又都回来了,村里人更议论纷纷:   
  “他们家那么穷,供了四个大学生,不容易啊,人家都是往外走,到国外去,他们怎么往家回啊?人往高处走,他们咋就偏偏要往低处流呢?”   
  “他们是不是没能力在外面混不下去啊,要不怎么不在城里办大企业,回来搞这么个小企业?”   
  有记者听说了这件事,赶来采访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村里来。老四李德新说,回到家里有我们的原因,我们觉得以前的单位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力。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我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我们的村子很贫穷,但无论如何,我们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从小,父老乡亲把我们培养成人,现在我们学成了,就总想着,如果有机会能和乡亲们一块奔小康,改变家乡面貌,是我们的心愿,家乡的人就是种那几亩薄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想我们可以搞个厂加工玩具礼品出口。这个厂虽然设在农村,但我们做的生意是国际化市场大循环的一部分。   
  到这年年底,老五李德科也辞去了在韩国商社的工作回村里与哥哥们一起干。   
  不久,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老四德新任总经理,老二德顺任董事长。四兄弟发挥各人专长,有的负责技术开发,有的负责组织生产,有的负责外贸出口,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们在大后寨村周围的农村开办了50个玩具加工点,并有了300多名固定工人,而且每年有8000多农村闲散劳动力,足不出户,就在家里、在炕头为他们加工玩具礼品。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不用外出打工了,在家门口或在家里就能有一份活干。   
  李家兄弟的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越做越大,一家瑞士商人为它投了资,它于是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样就有了进出口权利,有资格上广交会,也有资格申请国际博览会的摊位了。这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海外订单。   
  到1999年下半年,新世纪玩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青岛最大的玩具礼品厂,年创汇接近1000万美元。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建立了两个点,还聘请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为他们设计产品和提供市场信息,这两位外国人帮他们干活,在他们这里拿工资,成为公司第一批外国打工者。   
  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他们又相继在德国和美国办起了两家分公司,搞跨国化经营。除此之外,他们还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老二李德顺是学机械的,他们投资200万元,又办起了一家机械加工厂。   
  现代化的企业需要现代化的管理,要将自由散漫的农民培养训练成组织纪律严明的工人,这中间有一个很大、也是很艰难的跨越。有人问他们说:“你们招的工人都是乡里乡亲,规章制度执行起来一定很难,有没有碍于情面不好处理的事,碰到这种事你们怎么办?”   
  他们说,制度定了就必须执行,不是让制度去适应人,而是要让人适应制度,这需要一个过程,但这是必须走的过程,哪怕是痛苦的。   
  他们说了两件事。   
  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出差丢了500元钱,按厂里的制度必须赔偿,但当时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打了个欠条。后来他要调走,我们就让他还了钱再走,这下,亲戚之间见面脸色就不好看了。   
  还有一个亲戚,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一天上班期间,他中午喝了很多酒,迷迷糊糊地躺在办公室里就睡着了。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上班时间是不能喝酒的,工人们都看着我们呢,看我们怎么处理。了解情况后,我们马上作出了将他开除的决定,那亲戚几次来找我们承认错误,那也不行,还是开除了。如果碍于面子徇私情,厂子就没办法管理。   
  每个进厂的工人都要接受职业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车间里工人穿着干净的工作服,没有偷懒的。因为,干得多才能拿得多。   
  李家兄弟企业越办越红火,乡亲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每年,进厂的工人都能挣个几千块钱,没进厂的老人、妇女也不闲着,他们在家里搞玩具礼品加工,缝啊,编啊,用的多是庄稼地里的材料。就象那个小熊杠着的扫帚就是玉米穗做的,小兔子的家就是玉米皮编的。做出来的东西可爱极了。到时间了,厂里的技术人员会挨家挨户验收。   
  村里人的看法变了,觉得几个娃娃办的厂不仅给自己,也给周围的乡亲创造了财富。他们终于明白了,在农村也能干出大事业来。   
  可四兄弟说,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不懂外语,我们能做这件事吗,肯定不能。   
  有时,四兄弟在外面会碰上原来的老同事,几乎少不了要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他们说,咱们不说钱,最重要的是找到发挥作用的最佳位置。虽然我的厂子办在农村,但是我们的产品全部出口,我们的用户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不是落后的农村。   
  只有李老汉还是有点忐忑不安,虽然儿子的厂办得红红火火,也挣了不少钱,谁知国家政策会不会有变化呢,万一有变化,这兄弟几个办了那么大的厂,雇了那么多人,如果再来个划成份,会不会将他这个下中农划成个大地主呢?一直到现在,李老汉的心里还不踏实。        
失业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失业,是过去生活的结束,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3年前的一天,当王晓楠告知父母已辞去市委办公厅秘书一职时,她母亲的高血压病一下就犯了。      
  其实,王晓楠想辞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1996年,王晓楠从某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正是高校毕业生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时候,深圳一家媒体到学校招聘毕业生,晓楠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正当她准备和用人单位签合同时,一直为她的工作单位四处奔波的父亲带回了另一个消息,市政府机关同意接收她,而且去的是位高权重的市政府办公厅。   
  王晓楠一下陷入矛盾之中。父母力主她去市机关,认为进了机关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有发展,去深圳虽然收入要高许多,但是风险很大,而且未来的发展也很不明朗。   
  于是,晓楠听从父母的劝告去了市政府机关,在办公厅当秘书。   
  上班没多久,王晓楠就很失望。她所在的办公室一共6个人,一个正处长,一个副处长,两个正科级秘书,一个副科级秘书。正处长59岁,还有一年退休,45岁的副处长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位置。两个正科级秘书年龄相仿,在机关也都干了10来年,两人都瞅着副处长的位置,互相暗暗较着劲。那个副科级秘书也是大学毕业后分到机关来的,听说他当年是校学生会主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可是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才二十七、八岁的年龄就已经有点暮气了,见了领导唯唯诺诺,开会发言,言必引用领导语录。   
  王晓楠给自己算了算,如果中间不出意外,如果按步就班地跟着往上走,她要熬到处长那个位置,恐怕需要18至20年时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按这个进度,熬到处长那个位置,自己恐怕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而且,在机关里,还有多少人熬了一辈子也许就是个科员。   
  王晓楠说,如果一个人能清楚地看到自己20年后是什么样的,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没劲。用20年的生命去等待一个也许有、也许没有的结果,况且,那个结果并不辉煌,也不令人激动。有人说,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因为正是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什么,才会有幻想,才会有希望,才会有不断追求的激情和冲动。可是进了机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进了一条预设的轨道,在这条轨道上有着无数前人的脚印,我只要照着走就行,不需要有幻想,也不用琢磨走得更快(如果有这个野心,也许会遭来一顿乱棍),只需要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结果在等着。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王晓楠越来越提不起精神。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写那些干巴巴的、套话连篇的公文。她觉得读了那么多书,好象都用不上,能用上的似乎只有中学阶段学习的那点写应用文的能力。而且机关的空气令人窒息,人与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同事之间说话也总爱说半句,留下那半句神神秘秘的让你去琢磨。对有些事情即使有看法,也绝对不在公开场合说出来,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在机关呆了两年,王晓楠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她不象过去那样爱说爱笑,变得有点沉默寡言。她也不象过去那样想说啥就说啥,说话也开始注意斟字酌句,注意察眼观色。她本是一个富有幻想、充满激情的人,可是机关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幻想和激情。   
  有一天,王晓楠突然害怕起来,她觉得机关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模具,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放进了这个模具就会身不由己地改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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