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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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尔格莱姆看来，他的实验系列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进行死亡营这类的暴行，或者至少接受了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及其它被厌恶的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阿道夫·艾奇曼说，当他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他发现自己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犹太人中扮演一个角色时非常恶心，可是，当时他只好执行权威的命令。）
米尔格莱姆不断地变换实验方法，从而证明他的解释是正确的。有一种变化是这样的，在研究者还没有来得及向教师说完继续使用更高电压的重要性的时候，突然有电话找他；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位志愿者来接替（也是串通好的人），他好像对按需要加压非常有兴趣，不断要求教师继续加压。可是，他是个替代者，而不是真正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师会一直干下去。米尔格莱姆还变化着办法把队伍的构成调整一下。一般是，学习者长得和善、矮胖，中年人，而教师是穿戴整齐，严肃的年轻研究人员。可他又把角色倒换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一路进行到底的比例会减少，但也只到百分之五十。很明显，是权威与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米尔格莱姆的另一项令人不安的附属研究，是他对人们在这种情形之下认为自己会怎样想的调查。他向大学生、行为学科学家、心理工程师和外行人详细讲解了实验的构成，然后问他们到什么份上他们会停下来。尽管他们的背景有差别，可是，所有像他们这样的小组都说他们会在约150伏的时候违背实验者的要求而停下来，因为这时候，受害者是在要求放开他。米尔格莱姆还问过一些本科生，说到什么水平上他们会不听实验者的话，答案也在约150伏左右。因此，人们对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的估计和他们对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观念，与他们实际上在一个受权威控制的情形下的所作所为都没有什么关系。
米尔格莱姆的服从研究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并因为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而获得1964年美国科技进步奖。（1984年，当米尔格莱姆51岁因心脏病去世时，罗杰·布朗称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天赋的实验科学家之一”。）在十余年时间里，进行了约130例类似实验，包括在其它国家进行的一些实验。大部分实验证实和扩大了米尔格莱姆的发现，而且，在许多年里，他的实验过程或者其变化脚本，都是进行服从研究的重要范本。
今天，再没有任何研究者使用这样的方法了，也不敢这样做，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看一下而已。
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凶手、被杀害者或其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有个人的确打了——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有两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虽然都不是纽约本市人，对此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约翰·巴利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毕博·拉塔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他们都曾是斯坦利·沙切特的学生。谋杀发生后不久，他们在一次聚会上相遇，觉得两人有共同之处。虽然两人有很多地方不同——巴利是黑头发，彬彬有礼，青藤学院派头；拉塔内个子瘦长，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副南方农家子弟的样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作为社会心理学家，他们都觉得，对于证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解释办法。
他们当夜就此长谈了数小时，达到了一致的感悟。拉塔内回忆说：
报纸、电视、每个人都在传言说，事实是有38个人目击了这场暴行而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事情，就好像是说，如果只要一两个目击者看到了，而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因此，我们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的确有38个人解释了他们的无动于衷。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把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看看你认为的后果是否是确就是那个原因，这是一个旧把戏了。也许，这38个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它的人都在看，这就是他们什么也没做的原因。
尽管时间比较晚一些，可这两人还是立即开始设计一项实验，以检测他们的假设。好几个星期过后，经过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们启动了一个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反应调查，环境各个不同。
在研究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与了一项未说明的实验，以满足课程必需的一项要求。巴利、拉塔内或者一位研究助手会告诉每个到达的参与者说，该实验涉及都市大学生的个人问题讨论。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他们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
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不管假设是在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5个人谈话——说假设，是因为事实上他听到别人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以及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这话是理查德·尼斯贝特说的，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今天，他是密西根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试演中表现最好，因此选了他来扮演这个角色。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再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在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动了。后来，当问及学生说，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现在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了，他们把它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或者，更简单地说：“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一样，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一位旁观者无动于衷的。对旁观者效应的解释，他们说，“可能更多的是在旁观者对其它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他们后来提出，有三种思想过程在支撑着旁观者效应：当着别人的面采取行动的犹豫，除非人们知道帮助或者别的什么行动是合适的；感觉着其他不动的人可能理解这个情形，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责任的分散”——即一种感觉，由于别的人都知道这个紧急情况，一个人自己得采取行动的责任就减轻了。后来由拉塔内、巴利和其他一些研究者进行的其它一些实验也证明，根据旁观者是否能看见其它的旁观者，是否被别人看见，或者完全知道有其他人，那么，这三种思想过程中的这种或者那种就会起作用。
巴利和拉塔内实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激发人们进行了大量类似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在30座实验室里进行的56项研究把明显的紧急情形提供给了总数为近6000人的不知情实验受试者，他们要么是孤身一人，要么还另有一人、几人或者很多人在场。（结论：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各个阶段的紧急情形有许多种：隔壁房间里一阵巨响，然后是一女士的呻吟；一位穿着整齐的年轻人拿着一根手杖（或者，有时候换成一位浑身脏兮兮、满口酒气的年轻人），他在地铁车厢里突然摔倒了，挣扎着爬不起来；表演出来的偷书情形；实验者本人晕倒等等。在56项研究中的48项中，旁观者效应都明确地表现出来；总起来说，当一项紧急情形出现时，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则有约半数的人会伸手相救；如果知道有其他人在场，则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会相助。由于这个总计结果只有不到五千一百万之一的偶然可能，旁观者效应就成了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确定的假设之一。由于已经彻底确立，其效应在许多种情形之下进行过单独的测量，因此，最近几年，它已经不再是许多研究的课题，成了一件定案。
然而，总体上的助人行为研究——有利于或者不利于非紧急情形之下的助人行为的社会及心理学因素——还在不断大量地进行着，直到80年代，最近才算告一段落。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在理想主义化的60年代，它开始替代社会心理学家战后对进攻行为的大力研究；它今天仍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社会心理学中还有许多其它的定案。这里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例子，每种定案里面都有一两个重要发现：
想法转变（或说服）：自信心很差的人比自信心很强的人更容易被说服……人们更容易受到一位权威人士所说的话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是权威，人们就不太注意他说的同等甚至说得更好的话……他们还更容易被一些道听途说的话所说服，而不太相信人们告诉他们的话，也容易采取被引诱出来的行动（如在弗斯丁格的认知失谐实验中一样），而不愿根据逻辑推理采取行动。
偏见：当人们被分配到或者属于某个小组时，通常他们会认为这个小组比别的小组要好些，以便可以保持其自信和积极的自我形象……人们会假设，其他一些与自己共用某种品味、信仰或者态度的人，在其它一些方面也会跟自己一样，而那些与自己在很多话题上意见不一的人，在其它方面可能也跟自己不一样……在敌对或者竞争集团中的人们之间对彼此都有一种厌恶，如果他们必须为某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目标而进行合作时，这种厌恶会得到某些消解。
小组集体决策：小组会比单独一个人作出更加冒险或者更为保守的决定，主要是因为集体讨论和公开表达意见，会使一些人采取比独自一人时更为极端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