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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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张载哲⒇学思想中，最基本的、最普遍的概念，不是什么“神”
、“性”
、“心”
，而是具有物质属性的“气”。这种“气”其“大无外”
，③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即“久无穷”
④。“气”在太空中，上升下降，迅速运动，高飞远扬，没有停止。 气的这种不断的运动和变化，在张载
①② 《正蒙。 神化》⒇③④ 《正蒙。 太易》⒇⑤⑥⑦ 《正蒙。 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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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莫或使之”
⑤，没有什么外力使然，“欲一之而不能”
⑥，不可能阻止它的运动。 气永恒不息地运动的原因在气之内，张载又将气的这种内在动因称之为“机”。他说：“凡圆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
⑦那么这种“机”是从何产生的呢？张载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
“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
①这是说，“太和”作为阴阳两气的统一体，它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因之，产生相互作用，正面的阳气浮、升、动，反面的阴气沉、降、静，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构成为气的本性。由相互作用就产生了相互渗透、相互推荡、此胜彼负、或屈或伸的变化，从而引起事物无穷的运动和发展。 张载认为这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张载的“气本论”显然属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第一，张载强调气具有神妙不测的特性。 他认为气分为阴阳二气，二气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推动，便逐渐流行变易，这就是“化”。所谓“神”指的正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所引发的这种神妙不测的作用与功能。 第二，张载认为，能够在太虚中神妙不测地发生变化，这一点是气自身具有的。 这表明，“神”和“性”都是气所固有的。 它们决没有离开气而作为独立的精神实体的意义。还有的论者认为，张载曾说过，人一旦“大其心”
②便能达到“无一物非我”的境界，因此张载承认“心”是万物之
①②《正蒙。 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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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 这其实是对张载思想的曲解。 联系《正蒙。 大心》篇全文和张载其他著作来考察，张载的意思显然是因为耳目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闻见不足以尽物”
①，而客观事物则是无限的，为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大其心”。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②由此可见，张载重视人的思维的作用，但有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 如张载在《正蒙。 大心》篇另一处就提出，人的感官只能认出事物的表象，而“心”才能认识事物的性理。 所以，他说：“由象（徇）
［识］心，徇象丧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谓之心，可乎？“
③这里张载说，心不应停留在“知象”
“存象”的水平上而应进一步。但无论如何，“心”在张载的思想体系里仍属认识论范畴，而不具有万物本源的意义。 因此，张载不属于以心为本体的唯心论者。
①《语录》②《正蒙。 大心》③《正蒙。 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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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主要派别。 这一学派的奠基人是二程，集大成者为朱熹。“程”
指程氏兄弟。 大程为程颢（公元１０３２—１０８５年）
，字伯淳，后人称明道先生；小程为程颐（公元１０３—１１０７年）
，字正叔，后人称伊川先生。 周敦颐以“无极—太极”
为本体。二程为周氏的学生，他们以“理”
取代“太极”
，建立了“理本论”
，从而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朱”
为朱熹（公元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
，字元晦，又自称晦庵。承接了二程的思想，在理与气、一与多、理与欲、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全面贯彻了“理本论”。
他的博学，他在思想上的深刻性，无疑是后期封建社会所少有的。 但另一方面，在他以“三纲”
、“五常”
释“理”
从而使封建伦理获得本体意义时，他的理学又深为封建统治者所赏识。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由之，程朱的思想又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二程的著作已收入《二程全书》。朱熹的著作很多，在哲学方面主要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西铭解》、《通书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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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的“理本论”
程颢、程颐两人是同胞兄弟，早年曾共学于周敦颐，后又一起创立了一个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时期新儒学的奠基者和“洛学”
①的创始人。 由于两人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后人并称他们为二程。二程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儒学重构的任务尚未完成。周敦颐最先建立了新儒学的理论系统，但他所描绘的宇宙生成模式由于融入了一些佛老因素而有失儒家道统的纯正。 张载和邵雍随后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张载以气为本有本体与实物、形上和形下不分的危险，邵雍的象数学则更多地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只关心像“雷起于何处”
②这些具体问题。 因而，儒学要想复兴、要想满足人们更高的理智上的要求，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在理论上进行深化和提升，从而超越对事物是怎么样的现象描述，更进一步追问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二程开始把探究事物所以如此的原因即求理作为他们哲学活动的中心：
①程颢程颐是洛阳人，后人便称他们的学派叫“洛学”。
②据《二程集》载，一日，程颐走访邵雍，邵问程曰：“雷起于何处？”程答曰“起于起处”。
这则小故事说明了程颐并不关心邵雍所特别重视的那些事实问题，而把精力主要放在了与伦理有关的那些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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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需是要穷，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若只言天只是离，地只是深，只是已辞，更有甚？”
①
人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天是高的、地是深的这种事实判断的层面上，而必须穷究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的因由。 这个“之所以即”理“。由此，理成了新儒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几个范畴之一。所谓理，在二程那里，大致有三种可以互相贯通的涵义：首先，理是指构成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天下只有一个理“
，“理也者，实也，本也”。
②它不但具有永恒的普遍性，推至四海而准，质诸天地而不易，而且不依人意为转移：“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③对它根本就谈不上存亡加减。 其次，理是指自然界中具体事物的准则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即所谓物理。 在二程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其所以然，这种所以然就是该事物之理，因此任何事物都包含有理，一物有一物之理，万物各有其理：“凡眼前皆有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
④触目所及都是物，每一物都有其所以如此的理，如火热有火热的理、水寒有水寒的理。 最后，理是指道德领域中应然的法则，这些法则体现在人身上即为性理。 二程认为，和自然领域有
①《遗书》卷十五。②《遗书》卷十八、卷十一。③《遗书》卷二上。④《遗书》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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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必然的规律一样，人类社会也有其应然的法则，这些法则即理就构成了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标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理的涵义虽有以上的差别，但并不意味着也有几种不同的理存在。 事实上，在二程看来，天理本身是唯一的，完满自足的；这种完满自足的天理体现在具体事物之中即为物理，体现在人身上即为性理，因而所谓物理、所谓性理其实并无根本的不同，它们因为共同体现了一理而可以互相贯通。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二程才说：“天地之间，万物之理，无有不同”
②，“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③。二程也并不否认气的存在，他们甚至认为万事万物之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气禀的不同，气禀的清浊、厚薄和偏正分别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事物。 但另一方面，二程又认为，气只是一种有聚散有生灭的物质性的东西，因而不能和理一样成为事物的共同本源。虽然任何事物最初都是由气凝聚而成，“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有形化”
④，但随着事物形体的演进和衰亡，气也就会随之消亡净尽，“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④。 由于造化本身拥有生生之理，气就得以不断地产生、不断地消亡，从而使世界万物永远保持着迁流不息的运动：”屈伸往来只是理，不必将既屈
①《遗书》卷五、卷十九。②《易说。 系辞》③《遗书》卷二上。④《遗书》卷五。④⑤ 《遗书》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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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气，复为方伸之气。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⑤这里二程实际上已经间接地承认了理对气的本源和派生作用，在另外一个地方，二程更明确地表述：“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
①也就是说，理是气之本，理在气之先；和永恒不变的理相比，有限的气永远只能处于派生和从属的地位。 对这一点，二程在道器这对和理气关系非常密切的范畴里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在二程看来，道实际上就是理，器实际上就是气，道器和理气完全属于同一个层次。）表面上看，二程也承认道（理）器（气）之不能相分，认为离了阴阳之气就根本谈不上道，因而主张“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
②（大程甚至说：“器亦道，道亦器”）
，强调道就体现在气中；但另一方面，二程也坚决反对把道（理）和器（气）相混同，认为道是形而上的、永恒的本体，器则是形而下的、有生灭的物质性的东西，因而道比器更根本更重要，道器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本体和现象、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二程才批评张载的气本论是道器不分：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③
这就是说，道是形而上的东西，器则是形而下的东西，有的人将清虚一大之气看成道，其实这只是说器，并不是论道。理和气、道和器的关系一经确定，其他的问题相应地就可以得
①《易说。 系辞》卷一。②《遗书》卷四。③《遗书》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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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合乎逻辑的解决，因为在二程的思想体系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如何解决直接决定着其系统的逻辑发展。首先，在认识论上，由于理在事中、道在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