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人轶事辑览-第1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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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册康有为（1858—1927）（4） 康氏生平琐闻 光绪十一年乙酉，先师（康有为）年二十八。是年从事算学，以几何理著《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时张编修招先师复游京师，二月初将启行，二十三日头痛大作，几死。既而目痛，不能识文字，医者束手，惟裹头行吟于室，数月不出。先师检视书稿，从容待死。已而言曰：“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后得西医书读之，创试西药，如方为之，渐收效。日走村后，大树下，至七月乃瘳。 先师以中国患人满，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中国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于乙未年曾倡议之。当乙未返粤时，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巴使至香港，适东事起，驻港候数月，而东事益剧，知事不谐，乃归国。 时翁同騄频被劾，不安于位。先师虑翁去变法无人主持，欲成数事乃行。于十八日草摺请定国是而明赏罚，交御史杨深秀上之。略谓门户水火，新旧相攻，当此外患交迫，日言变法而众论不一，此皆由国是未定之故。昔赵武灵之胡服，秦孝公之变法，俄彼得及日本维新之变法，皆大明赏罚而后能行新政。又草一摺交徐子静学士致靖上之。二十三日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又草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摺，请开局译书摺，皆由杨深秀上之，奉旨允行。又为宋侍御伯鲁草请催举经济特科摺。又盛宣怀借款八百万，岁息约三十余万，无人敢言其非，乃请提其息为译书设学之费，皆奉旨俞允。是时，先师已定二十四日出京。二十五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翁同騄令。荣禄出督直隶，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矣。先师二十八早入朝房，与荣禄遇，与谈变法事。荣禄入对时，即面劾先师辩言乱政。荣禄下，先师入对，皇上问先师年岁出身毕，先师即言四夷交侵，分割渐至，覆亡无日。皇上言皆守旧者所致耳。先师奏言：“皇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是。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皇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先师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累致败，终必无功。皇上然之。先师又奏言，所谓变法者，须将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言变法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又请先开制度局，皇上以为然。先师又奏：“臣于变法之事尝参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捐益之，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皇上曰：“汝条理甚详。”先师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不厉行之？”皇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先师知皇上有所碍，又奏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求鱼也。”皇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先师对曰：“大臣等非不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矣。又多兼差，实无暇晷，无法参考新学，实无如何。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事，当无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则彼等无从驳议。自割台后，民志已离，欲悚动臣僚之意，团结兆民之心，非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也。”皇上曰：“然。” 先师又奏今日之患在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皆由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缘以八股考试致大位之故。皇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先师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皇上曰：“可。”先师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皇上即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皇上曰：“然。”皇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先师略言，中国矿产遍地，生财有道，但当设法开源，不患财用不足。先师又详奏译书、派游学、派游历各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皇上命。皇上犹不命起，重及用人行政未及推广社会，以瀹民智，而激民气，并招抚会匪。因间遂奏谢保国会被劾，皇上为保护之恩。皇上点首称是。久之，皇上点首云：“汝下去稍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摺条陈来。”先师乃起出，皇上目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为从来所未有也。 当万寿后，先师进《波兰分灭记》，详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苦，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云云。德宗览毕为唏嘘不置。又赏给先师编书银二千两。七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传言谓当有旨到，命勿出门。既而章京李瑞岳来口传谕旨，即令仆人将赏银捧出。先师仓卒拜受，例应诣宫门谢恩。惟以未降明旨恐有曲折，致为太后所忌，故不敢行。但具摺谢恩而已。又于摺末极陈时变之急，新政变而不变，行而不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末复举波兰事，反覆言之。摺凡数千言，德宗大感动，非复曩时之迂回矣。 德宗知事中变，欲保全先师，故促先师（康有为）出京也。是夜未见旨，宋侍御伯鲁邀先师饮于其家。酒半酣，李尚书端盞、徐待郎致靖唱昆曲，主宾极洽，而声带变徽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唏嘘感叹。自是夕后，先师遂长为出亡之人，与诸同志永不复见矣。酒罢归，即奉德宗手谕曰：“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冀望之至。”谕由杨锐带出，时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四日，又传密谕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谕草于八月初一，初三早由林旭传出，先师跪读痛哭，即草密摺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林旭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出都，并开用官报关防。先师乃召梁先生启超及弟广仁来筹画救皇上之策。徐菊人世昌时在袁世凯幕府，亦来，先师相与痛哭，世昌亦哭，举座痛哭不成声。先师乃属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勤王，率死士数百扶皇上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如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自谭嗣同入城后，梁先生启超至金顶庙容纯甫处，刺探消息。先师发留别书检行李。及夜，杨锐、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