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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激荡三十年1-第4章

小说: 激荡三十年1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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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对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会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只好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继续为客人补好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6年后,这位修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20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

  在南方小镇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启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1977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工资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公里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经常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施工空暇去了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中方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工作之余,我总会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节假日则去上英语课。一次周末,广州友谊剧院听音乐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还跑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我一盘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刘先生会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激荡三十年》之四

  1978年的中国企业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1978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不知道通过怎样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

  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500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这家工厂的革委会主任谢广之(音)告诉记者,去年,全厂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10~20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资,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从今年开始,工厂开始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1。75美元。

  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出现在中国中部。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的观察记:

  中国正在发展国内的交通事业,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时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钱一份的中国民航时刻表上,就混杂着“幽灵班机”。例如,在时刻表第25页上写着每天有去哈尔滨的班机,早晨8点15分从北京起飞。但是,实际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没有班机。我到窗口问是什么理由。回答是:“哎呀,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改了吧。”乘上飞机后又怎么样呢?无法保证能按时飞到目的地。这次从北京去哈尔滨,起飞就晚了一个小时,在沈阳停留又耽搁了四小时,好不容易到长春转机,又宣布“因为哈尔滨在下雨,今天的班机取消”。只好在长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还是“今天停航”。到了哈尔滨,我才知道原因,原来哈尔滨机场没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飞机是在草原上咕噜咕噜地滑行。难怪一下雨,就必须得停航了。

  同样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莱·布罗德的美国房屋建造商参观了北京、广州等五个城市,他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谈到了对中国的观感,“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发达国家”。“中国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砖,但也使用一部分预制混凝土板来建房。中国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质量很粗糙,但非常讲实用。往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从80岁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时,伊莱·布罗德也感觉到了刚刚开始发生的变化:“我所到之处,他们都在换自来水管。一些新的工业区正开始建造,不过我没有看到什么污染控制的措施。”

  《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也对中国企业的落后深为惊讶。这年6月,他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道,“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有。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像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他还观察到,长期的政治斗争,学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国工厂的基础人才极度空乏。他举例说,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平均年龄是56岁。

  在上海闵行的一间机电工厂中,松永看到了一条标语,“看谁先到达目标”。这家工厂开始对超额完成指标的工人实行奖励,每月的奖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个等级。松永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送还奖金,仍然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工厂负责人明确地回答,“没有。”

  在经历了这一些观察之后,松永预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评中,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进入建国30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而中国正在采取的办法则是,“在再度复职的邓小平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

  松永试图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察,“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它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应该说松永的观察是很精准的。1978年,除了主要领导人频频出访之外,中国政府还做了一些动作,它们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联想,然而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却绝非巧合。这一年的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实却不难看出内在的某种抉择: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导型战略已经开始发酵。











《激荡三十年》之五

  在这一年的天安门国庆典礼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回乡,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他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再过20年,他将在距离天安门一公里远的地方盖起一个庞大的、超现代的东方广场。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他在给家乡人的信中写道:“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系怀。故有考虑对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他要求家乡媒体不要对此做任何的宣传。有一个与此相关的细节是,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李嘉诚不惹政治,却防不了政治来惹他。

  在李嘉诚从香港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前的4个月,36岁的荣智健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远离家人,告别妻儿,从北京来到了香港。到码头来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堂兄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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