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纪事:1937-1947年-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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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1942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铎的文章《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文章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全面实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他们把精兵简政贯彻到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摸索出一套从政治动员到总结检查的系统做法。这些成绩与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商谈召开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事宜，原拟定于10月10日召开，后决定延期。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他们的信中说：“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毛泽东在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同时，深感到其他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还做得很不够，因此在信中最后提出：“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也就是说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不能是走走过场、浮皮了草。以后毛泽东还指出“精兵简政也算是个运动”（11月21、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普遍地进行。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对各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一般已开始在做，便均做得很不够”。有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发生明减暗不减，上层减下层不减，前方减后方不减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没有普遍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极少数地方不但根本尚未开始精兵简政，反而还想扩大部队增设机关学校。凡此情况表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片面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对于精兵简政“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所以，他在著文、讲话、发指示时多次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地提出还是确有需要而提出来的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武装刚刚建起，还没有发展壮大就提出精兵主义，当然是不对的。那时的抗日政权也在初创时期，没有巩固，提简政也是不对的。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根据地在缩小，即“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消耗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据地必然要缩小。而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毛泽东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识事物凝固不变的特征，教育全党的认识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1942年9月7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运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机构精简后、队伍整编后精小能胜庞大的道理。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孙行者和小老虎。从而战胜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办法就是“变一变”，精兵简政，我们的身体变小了，但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智慧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党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会自觉地克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思想澄清后，就会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实行，也才能真正实行好。毛泽东在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正如当时《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精兵简政，这一口号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这样，就把它与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与当时党内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运动结合起来，以整风来推动精简，以精简来检验整风的成果，从而取得精神的与物质的双丰收。
1942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解放日报》今年4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和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陕甘宁边区问题由西北局负责审查。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会议决定《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又是西北局机关报。由秦邦宪（社长）、陆定一（总编辑）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电报中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还是这一天，毛泽东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谈了半天，指出“报纸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并致信凯丰，表扬《解放日报》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关于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毛泽东说：“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
10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的信中，除告以与秦邦宪谈话的情况还提出：“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9月20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第四版正式拟定征稿办法：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