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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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 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