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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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　把我们俩——　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　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　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　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　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　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　互相看不上，　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　推心置腹，　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即使如此，　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　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　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　还自愿充当宋士杰，　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　写状子，　出主意，　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　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　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　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　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勛，　等他出去以后，　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　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　我心情沉重，　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　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　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　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使如此，　有这句话，　也就够了。
　　　　　　
　　　　　　　后来，　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　那时候，　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　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　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　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　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　「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　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　我不信那个邪，　咱们就耗吧！　总有一天，　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　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　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　到了这儿，　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甚么时候了，　谁还能像他那样——　自信而主动，　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　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　我躺在炕箱上，　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　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　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　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　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　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　死刑，　二者怎么相连？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　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　可是毋庸置疑，　这儿可不是在群众专政的时候，这不是吓唬人的那种虚张声势。锅是铁的。
　　　　　　
　　　　　　　你和一批人押入死刑号，　这就是事实。遇罗克仅仅是为一篇文章进来的，　他也没想到会进死刑号。何况你呢，　你的「罪行」比他多得多。
　　　　　　
　　　　　　　那一夜我的脑子以极快的速度，　把自己这辈子的经历，　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我在审视自己，　到底我做错了甚么？　多年来，　理想主义的教育，让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存在。既然有真理，　就有标准，　必然有对错之分。我严格地用当今法律来检测自己，　最后得出了结论，　我没错，是他们错了。这样，　我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想起来，　在牢房里玩写诗游戏的时候，　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我知道，　写这些句子的时候，　就是认定自己没有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事。在一个历史大潮中，　在一个转折点上，　一定得有人被当成筹码，　当成牺牲品。而自己的最大过错，　不过就是为自由二字而已——　自由的创作，　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话语。
　　　　　　
　　　　　　　我明明知道，　当时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类所谓的独立思考，　我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　人家和你玩真的了，真要为此杀你了。你的认定就出了问题。那，　你还会认同这样的诗句吗？　我知道：　按照专政程序，　无论现在你再说甚么，　结果都一样。即然如此，这几句诗依然还可以荡漾在我心中，　让我在自己心底找到一个立足之地。
　　　　　　
　　　　　　　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　要写诗、要画画，　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　我就和法国作家左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　没有圆房，　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　同年六月十四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我被送入死刑号，　也来个永恒的遗憾。
　　　　　　
　　　　　　　好在，　我和她分手的时候，　告诉过她：　「别等我了，　走好自己的路，　你有幸福的未来，　我就知足了。」所以，　这会儿，　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　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那天晚上，　我们这些死难临头的人，　还举办了一场死刑前的晚会。因为，　我们都是在倏忽间，　突然人人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在这强烈震撼的磁场中，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这最后一步。好在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里有浓厚的戏剧根底，　于是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染上了这种色彩（也许几百年来崑曲繁盛，强化了这种色彩），　人如戏子，　人生如戏，　游戏人生，　戏剧人生。最后这一齣，　咱们绝不能含糊。
　　　　　　
　　　　　　　我记得有一篇日本小说，　叫《乔迁喜麪》。说一个犯人调到一个新的单人牢房，　其他牢房的犯人说，　搬家就得请大家吃喜麪，　在这儿就得给大家出个节目。于是，　他伸手穿过铁窗摘了一片绿叶，　用那树叶给大家吹奏了一支儿歌。
　　　　　　
　　　　　　　那晚，　我们也如法炮制，　人人都躺在炕箱上，　开了这个晚会。每当队长或班长们听到了甚么响动，　就打开办公室跑来查看各个牢房。一看，　死囚们都在安静的酣睡中。他们查完号后，　再回到办公室关上房门继续暖和暖和，　而我们则躺在炕箱上又开始小声唱歌。
　　　　　　
　　　　　　　我唱了那首曾经教给过遇罗克的苏联歌曲《光荣牺牲》，　据说，　那是列宁最喜欢的歌：　「忍受不自由莫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8943　。　」唱到这儿，　我觉得这支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送行而作的。一股热血冲到我的胸前，　一时不能自己。
　　　　　　
　　　　　　　突然，　我不再小声哼哼，　而是开始放声歌唱，　用最大可能的嗓音高声唱道：
　　　　　　
　　　　　　　「哦，　我的太阳，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在死刑号里，　我还是用意大利文在高唱。这还是在老七家学的呢，我估计这也是前无古人的第一遭。至少，　我还没听说过汪精卫、金璧辉他们学过意大利文。犹如石破惊天，　一时间，　队长、班长跑出来一走廊，脚步杂沓、熙熙攘攘、挨屋查看。而死囚们依然那么安宁，　似乎还都在睡梦中。他们小声七嘴八舌嘀咕着：「肯定是做怕梦了。」「准时撒呓症。」「到这儿来能不作怕梦吗？　」然后，　脚步渐杳，　又都走了。我笑出声来，　天哪，　我居然还笑得出来。那晚，我们继续唱歌，　用不着再低声吟唱了，　也犯不着纵情怒唱了，　我们只是在唱人间熟悉的歌。他们也不再出来折腾了。
　　　　　　
　　　　　　　我开始吟唱起在外面最喜欢唱的意大利歌曲《来到海上》，　别人都静了下来，　听我的歌。那时候，　会这首歌的人还不怎么多。我唱完了。他们就小声说：唱得好啊。听见这话音儿，　我就知道，　他们这会儿都下地了。一定是站在门前，　趴在观察孔的小窗户旁边呢。嘿，　我都没听见任何动静，他们就都下地了。顿时我就明白该干嘛了，　我也在炕箱上，　抬起双腿，　然后绷直两条腿，　把脚镣的铁链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坐了起来，再转动一百八十度，　整个过程中没有铁链碰撞的任何响声。这时，　我已经坐在面对牢门炕箱上。我依然绷着双腿，　落在地上，　然后躬身起立，自己就自然地靠在小窗户旁边。这时候，　我才听见，　人们早就起来聊天了。这会儿，　谁都不会去睡觉。不久就会永睡不起了，　梦醒时分变得无比珍贵。
　　　　　　
　　　　　　　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声聊天的人们。
　　　　　　
　　　　　　　索家麟和王涛都是旗人，　索家麟说，　他不能算八旗子弟。因为他的祖先索三是内府的，　就是今天说的大内高手的头儿。在他们那个圈儿里，内府的比八旗子弟还高一等。索家麟从小就习武，　这些练家子供奉的是「达木苏王」。而王涛属于玩主，　所以供奉的是「浪子燕青」。这些团伙，在政府眼里那会儿自然就是反动集团了，　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莫须有的「救国军」。这会儿，　他们聊得好着呢，　没一点儿肝儿颤的意思。
　　　　　　
　　　　　　　宋惠民据说是历史反革命，　在运动中逃命，　越过了黑龙江。据说，　让「苏修」装到麻袋里，　又扔回了国境。他也兴致勃勃地和老田聊天呢。
　　　　　　
　　　　　　　这田树云可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告诉孙秀珍，　为了未来的幸福，　她必须把一些信件投入到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里。孙秀珍从小就没关心过政治。即使如此，也没过过幸福的生活。为了自己爱的人，　她铤而走险，　居然十九次成功地将田某写的书信，　投入到那些黑牌车里，　一次都没被抓到过。最后一次，也许是她看花了眼，　也许是公安局下了套儿。总之，　那次投信后，　很快他们就被捕了。
　　　　　　
　　　　　　　至于我和老七，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　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　事实上，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　《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　嘿，　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　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　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他很平静地回答我：　「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　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　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　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