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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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的刑场。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站着一些沉默的看客，我也在其中。
「军事管制」，我们那个小山城里的气氛确实有几分肃杀。从广东方面调过来的军队接管了从「西南的春雷」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制止住了「派性斗争」。全副武装的军车和士兵在大街上游弋早已是城市的日常景观。有一则当时流传的笑话说，一对恋人在公园里一时斗气，也招来了「武装干涉」——背着枪的巡逻兵走过来问道：「你们为甚么屁股对屁股坐着？」那对没好气的恋人反问，这么坐着有何不妥，士兵的回答是：「这里是公园，没有事不准进来！」讲这个笑话要学着模仿粤语腔的普通话，其效果不亚于如今的某些小品。
有朋友私下里曾自嘲说：「其实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吓，因为我们就是吓大的。」据我观察，受惊吓多了，彷彿便会从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种冷幽默。就说这示威性质很明显的「游街示众押赴刑场」的景象吧，那几年人们也好似见惯不惊。每年春节前照例会有一批，民间竟冷言称之为「杀年猪」。不过，「杀年猪」理应是在年前，历年皆是如此。唯独这一年却选在了大年初一。再不怕吓的「看客」想必也会有些震骇。至少我是。当时我想，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幕写下来。
我当时其实也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网之鱼。几个月后，一个几乎天天与我在一起厮混的哥们被抓了，我和另外两位哥们的时光似乎就只能用来等待被抓。因为我们认定，那位哥们被抓的原因是伙同我们仨偷书，在各大中学校图书馆偷书。当然，也风闻，我们几个人被卷进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但我们自己心里却清楚，除了偷书我们没干过别的。几十年后我的说法是：「我几曾有过『反』的壮举？」
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又有一个哥们「进去」了。在「外面」的两个人便约定，如果再有一人被抓，第四个人就去自首，以便案子早日了结。那时候我们俩都已随各自家里的老人「疏散下放」到农村去了。俩人又约好「倒流」回城市，东家借一宿西家住一晚地「打游击」，一边担心夜里遭突袭「查户口」而被遣返，一边却又在等待甚或是期待（！）被抓归案。虽然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干的那点事算不了甚么，不至于会被判刑，所以还是早了早好。当然，入狱之后就明白了，我们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尽管在拖了四年多之后我们确实都获释了，但我在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我相信，要判我们个十年二十年的，也绝不是甚么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事。关键只在于我们赶上了甚么样的「形势135需要」。
在别人家借宿一般只能晚上悄悄「潜入」。那些年，我们的朋友大都住在父母家里，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户主呢。因此，我们曾有过许多漫长的白天。两个人时常在街头并排行走，很少停步也很少交谈。从大十字到大西门到紫林庵到喷水池再回到大十字，这一圈下来，过去了半小时。再走一圈，又过去了半小时。有时候我一个人走，速度就会慢一些。走走看看，那行径也就更像一个城市流浪汉。我不逛商店，那年头物资匮乏，商店也没甚么好看的。与所有无家可归百无聊赖的人一样，我会对墙上的文字感兴趣。一字一句地读了许多有朱笔划勾的法院「布告」，从那种千篇一律的抽象词句，我也曾推想出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们的人生故事。还读了许多当年时兴的「安民告示」，内容庞杂琐碎，从居委会通知开会到失物招领或寻人啓事，不一而足。其中常会有一些遣词造句令人意外的，当时会引发一笑，但事后却大都忘却。只有一则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贴在医院门口的。抬头照例是：「最高指示：安民告示」。正文的内容则是：「请自杀者家属自带急救药品。」
几个月「流浪」下来，消磨了我对「流浪」一词抱有的全部浪漫情怀。以至于后来我「住进」看守所，倒好像松了口气，于是顾影自怜地幽了一默：「这回好了，不会再有查户口的了。」不过，我那几个月的光景也并不像如今煞有介事地说起来时那么惨淡。人毕竟年轻，经得起折腾，再加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眼前那点颠沛倒也不怎么当回事。用古话说，我当时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用今天的话说，无需借助电脑，我当时就拥有了一个虚拟世界。记得入狱前的最后一段时日，我一直背着一本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写的《西方的没落》「转战南北」，正读得踌躇满志，自以为有希望解透中国的「文化宿命」（斯宾格勒语）哩！
当然，偶尔有些日子，也会有「临时的固定住所」，我便也能享受独自在家的感觉。例如我被抓的那天，就是住在我哥从朋友那里暂借的一间小屋里。一大早，我刚打开《西方的没落》，就听见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赶紧把书塞在被子底下。开门一看，是我哥当时所在单位——杂技团的军代表带着七八条大汉来了，其中赫赫然有表演拉大弓的大力士在。那位军代表告诉我说，我哥出了车祸，要我赶紧跟他们去看看。消息太突然，我一时竟也相信了，一边跟着他们往外走，一边问：「人在哪家医院？」回答是：「在市公安局。」我当然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等着的不就是这一天吗？那位军代表看我已识破了他们的意图，竟没敢把我往市公安局带，而是就近带我到了一个区分局，然后打电话叫市局来提人。事后想起来觉着有几分好笑：我真有那么危险吗？还有，我至今没想通的是，为甚么市公安局就不直接来抓我？
我有幸成为我们四人当中的第三个被抓者，免除了能否痛下决心去「自首」的考验。出狱后我方得知，最后剩下的那位哥们还真是如约去自首了，倒让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立即对他进行搜身检查，随后就把他轰出了公安局。听办案人员的那口气，大约是抓与不抓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上，哪里容得你自己来决定？果然，过了几个月才又趁其不备把他抓将进去。
此前的风闻立即得到了证实，我们的确是卷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拘留证上写得明明白白。在公安局先呆了三天，接受昼夜兼程的突击审讯，之后才被送到看守所拘押。这三天审讯，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交代不出来，又不敢抗议，所以也只能翻来覆去地说「我没有罪」。没想到预审员一不耐烦竟问了我一句：「你说你没有罪？那为甚么大十字（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单单抓了你？」这一问可把我给咽住了，当时竟无言以对。让我郁闷许久的是：这话本来该我问他，怎么他却抢在前头问了我？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法律学教科书上接触到「无罪推定」的概念，这才明白我的郁闷也不无道理。那个概念有一条简明的定义是：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就是说，控方才有义务证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该由我问他：「大十字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抓，为甚么单单抓了我？」但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自然没法对当时的「公检法」说。当时实行「三堂会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并成一家联合办案，谁向谁证明去？在公安局里有一位年轻的预审员甚至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是甚么地方吗？我们这是专门给地狱发放通行证的地方！」我当然记得这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军官鸠三的台词。但他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且表情生动夸张，让我惊奇不已。更让我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笑。想来当时的我，只怕也是一脸的严肃！
二 案由
有一个梦在我出狱后一直在追逐着我，时至今日也仍反复出现——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了？8943。总而言之，我是又进去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梦，在梦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就发生在我已出狱多年的当下此刻，我的有些反应因而会与时俱进，譬如这几年我在这样的梦中就会焦急地寻找手机。但有一种焦虑却是始终如一的，我总是立即苦苦思索：我们的案子到底是一个甚么样的案子？这事怎么就没有个完？
说实话，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显然是有人代劳，把几十个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逼供诱供透露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有一个工人组，还有一个学生组，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因此「破获」了不少「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这种集团被命名为「读书会」或「马列小组」。我们那个山城虽小，却也没人敢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新动向」。至于我们几个人的「入选」，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但我们的「地下书库」却不容抵赖地成了天赐的「铁证」。替办案人员想，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们所偷的书，在当时当然全是禁书。不禁又何必去偷？况且，当时又有几本书没有被禁？这已然足以构成一条「罪行」，何况我们所偷的量还不小。据公安局收缴后的统计是三千余册，其中文学书籍不在少数，尤其是翻译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几个毛桃小伙恐怕也就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说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湼夫、托尔斯泰。。。。。。我们那一代人都偏爱的俄罗斯文学。其实这种偏爱本来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期灌输的结果，但到了文革时期再坚持却就成了叛逆的姿态。当然，那年头你只要自己摆个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过，叛逆在我们也确实是自觉的，从偷读禁书到「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偷禁书就是一种证明。一旦开了偷戒，自然就远远超出俄罗斯文学这种过去曾被允许阅读的范围，文革前被禁读的各种「内部读物」更是我们的首选。一个个充满油墨香味的书库，让我们对「书香」一词有了一种自定义的「质感」。那些已然粘结在书架上的「内部读物」种类之繁多，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有了「关门读禁书，其乐也融融」的一段时日。此外我们还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总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时倒成了我们的最爱。只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想起来，这种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饥荒反应。当几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时，你的服从与不服从，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了一种生理反映。
我们所偷的「内部读物」中有一些比文学书籍更为「敏感」的理论书籍。举例说，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着作、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的论文集，以及斯宾格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