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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七十年代(港版)-第34章

小说: 七十年代(港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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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课是同号子的犯人们给我上的。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入狱之初,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差不多成了一种焦虑!罚其实一般也并不可怕,就是给你戴上手铐。戴上手铐的确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但这些都有办法解决,而且事出无奈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问题在于,据说你要是不向狱警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我见过那种认错求饶,那可不是一般的求,而是要撒娇耍赖地求。借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场「秀」。犯人不仅要装得很诚恳,更重要的是要装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话其实就是那么几句,差不多是公式化的:「干部,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你饶了我吧,给我开了吧,我受不了啦!哎哟!好疼啊。。。。。。」关键在于态度。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弱者,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有老犯总结说,这就叫作「见佛要拜,见官要赖」——八个字许是传之久远的一种百姓生活准则。更进一步的总结则是「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这话当然已属牢里自创的格言了。

       我的焦虑很快就解决了,因为不到半个月,铐子已经上了我身。理由是随便找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老犯们的说法是,这是惯例,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已然铐上了,我的心反而就放下了。戴铐子的痛苦我还能忍受,在公安局受审时我已曾领教过比这厉害得多的反手紧铐。一时间我倒轻松起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候那班老犯们却着急了,可着劲儿地敦促我去向狱警求饶——「你不求,莫不成要干部(犯人对狱警的称呼)来求你?」他们七嘴八舌,是真急,急得也像是一种焦虑。听上去他们是在关心我,但那种焦急却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是在替「干部」担心,担心「干部」怎样才下得了台。或者说,那种僵局让他们感到莫名的紧张。

       我终于屈服于他们半哄半吓的压力,开始向「干部」求饶。像一个不会演戏的新手,那么简单的台词我都背不下来。老犯们就着急地在我身后提词:「你说我错了。。。。。。你说我再不敢了。。。。。。」。结果是他们小声说一句,我就照着大声说一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这样的表演当然不合格,但我居然还再接再厉地表演了十来回,不用说是在老犯们的鼓励下。十来回也没甚么进步,所以狱警每次总是没听我说完便扭头走了。按老犯们的看法本来最多只戴三四天的铐子,我那一次却戴了十六天。有意思的是,在第十六天头上我还没来得及求呢,给我戴铐的那个狱警那天当班,一大早就径自地走来给我开了,而且甚么话也没说。我想他是厌倦和我这样缺乏训练的新手做游戏了。但不管怎么说,老犯们认为不求不开的铁律这一回也被打破了。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秀为甚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甚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出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噗哧一下笑出声来呢?自己表演时知道,犯人们是不敢笑,可狱警们呢?噢,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多年以后我才琢磨出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四 等

       看守所里的日子一天酷似一天,除了例行公事一般的吃喝拉撒睡以外,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等着有一天铁锁响牢门开,狱警站在门口喊:「某某,抱上你的铺盖卷,出来!」即使等来的不是自由,至少也是案子有了一个了结。看守所本来只是一个中转站,按说不是久留之地,「嫌疑人」在此被拘押理当有一个法定的且为时不长的期限。但我们那个年代不兴这一套,一旦进得那道门,「等」就很自然地成了无限期的。而且时间一般会偏长,长得严重超过囚犯们的预期。

       打个比方说,你彷彿被困在了一辆因「临时停车」而无限期晚点的火车上。你已经横下心来准备等它几十个小时,结果竟然等了一个月甚或是一年的时间也还是不见动静!不过在你看来,这种一动不动的状况依然是「临时」的,你不太可能会有「长期打算」。你也许会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以打发时光,但你的心思其实一刻也没离开「车到底甚么时候才能开?」这一个问题。再补充两点,这个比方就会更贴切一些。第一,你呆在这车上是强制性的,没有可能下车去另作选择;第二,在这种无限期的等待过程中,基本无任何信息。?没有人给你解释车为甚么停下了,也没有人会告诉你「快了快了」。因此,「无限期」在你的感觉中差不多就成了「无尽头」。这样一种感觉,在那班屁股都彷彿坐生了根的老犯口中变成了一声长叹:坐牢坐牢,越坐越牢!

       我刚进去的时候,同号子里的人报出来的「牢龄」就让我心惊:十三个人中,五年以上的就有俩人,一年以下的只有一人。还听说了更惊人的例子:看守所里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当时已经被关了整整十年!后来这位「杀人嫌疑犯」终于获「无罪释放」,所长以此为例来教育我们说:「我们党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嘛,某 147某被我们关了十年,问题查清楚后我们还不是把他放了?」再后来我从那个郊区看守所转监到了市看守所,才知道甚么叫「小巫见大巫」。有一位老革命在那里已呆了足足十五年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件事他没法说清楚,所以有狱警打趣他说:「你的问题,等台湾解放了再说吧!」

       有限期的等,你可以数着未来的日子等,等一天就少了一天。无限期的等,你就只能数已经等过了的日子,等一天就多了一天。这样一种等的焦灼感是不难想像的。入狱后有好长一段时日,我只要一听到大墙外有汽车声就激动不安,想像着是不是我的预审员来了——那光景,就好比盼情人!哪怕只是来提案呢,至少也说明「案子在动了」!那些老犯看上去好像是比我要淡定得多。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也只不过是比我更有判断力而已。其实他们机警得像狗一样,睡觉时都竪着耳朵。他们的耳朵能听清楚墙外的车是否在看守所的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是,他们才开始集中注意力做进一步的「监听」,并且总是能准确地判断,是来提案了还是来放人了,抑或只是来了个新犯。至于说是哪个号子发生的动静,当然就更不在话下。渐渐地我自己也成了老犯。我于是明白,那种等的焦灼感,像是时间疗不了的伤,不可能因时间长了就结疤或变得麻木起来。它总是那么尖锐。而且,那种近乎信息真空的状态似乎还有一种放大效应。

       我刚入狱的那两个月,按规定号子里须搞所谓政治学习。每天让读读报,至少还能从字里行间获取一丁点关于时局形势的信息。从那种大形势来分析案情动向,虽然有点用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但至少还是能捕风捉影地引出一些话题。后来大概是出了个九一三林彪事件的缘故吧,忽然间就完全松弛下来,政治学习的要求不再被提起。而且,为了封锁林彪事件的消息,有一年多没让我们看报纸,也没让九一三之后被抓的新犯关进我们这些老犯的号子。「里面」和「外面」于是彻底隔绝开来。号子里只见走人不见来人,终至于只剩下两个人——我和一位年届六十的老农。据说他年轻时跑过马帮,也曾十分了得。但在这个号子里,他却从来是异常沉默,人道是「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话又说回来,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胜过天下最恩爱的夫妻,又哪里还有多少话可说?所以,我和他常常是各据一个角落,似睡似醒地坐着,头往下垂且越垂越低。时间长了我便有些恍惚,觉得自己真是坐上一辆永远不会到站的火车了。

       我那五尺见方一尘不染的囚室,好像是时间里的一个空洞。我有理由担心,我们可能是被外面的世界忘在这个洞里了!等了近两年的时间,不见有人理我。我开始沉不住气,反复恳求狱警帮我催案。一般情况下,这种恳求照例都不会有回音,但我却终于碰上了一次例外。所长答应了我并给了一个我绝对意想不到的回话:「你的事情有点麻烦了!我打电话去找你的预审员,他们说他调走了。我问这个案子现在归谁管,电话那头说:『我自己都没人管!』」

       听到这话,我的感受就不必细说了。没过多久,我开始称病绝食。三天之后我的预审员来了,敢情他其实没有调走?隔着风门(牢门上开的一个小窗)他劈头问了我一句:「怎么样?」我又一次觉得这话本该我问他。这一回我没让自己被噎着,利索地回了一句:「不怎么样!」他突然脸一沉,说:「我们知道你很顽固?8943。」没等他说完,我爆发了:「没错!我就是顽固,你重判我吧!我不求从宽,但求从严,行不行?赶紧派辆车来,把我从这里拉走。没有小车来辆大卡车,没有汽车来辆手板车。实在不行你就给殡仪馆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辆拖死人的车直接把我拖到火葬场去?8943。」我简直就是怒不可遏。他也没等我说完,转身走了。两天后果然来了一辆车,把我送进了监狱医院。

       打那以后我就没安宁过,几乎不停地在折腾。从医院回来后又先后三次称病绝食,其中一次还加上了打腿自残,且都弄出了些动静。一次被转到市看守所,送进病号监,另外两次都获「保外就医」。那种折腾当然也堪称「费尽移山心力」,闹出来的故事后来149在对年轻后辈「痛说革命家史」时倒是派得上用场,但其实那点动静从根本上说是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我动,案子并没有因此而「动」。我的生命之旅依然处于「临时停车」的状态。我还在等。


       合题:理论是灰色的

       五 梦魇

       在大牢里我曾做过这样一个奇梦。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庙门前,意识中觉得那庙叫作「革命大圣庙」。门柱上有一副门联,上联云:诚惶诚恐群众在上,下联云: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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