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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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给母亲写信，要求她给我寄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当时的工作组并没有禁止我读这些工程上的资料。此后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从政治经济学转移到了工程。
记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监督劳动的人是年轻兽医庞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对我说：「你真是很可惜，为甚么要去花时间关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因为我自己组装过一些无线电设备。所以，在方圆几十里，老百姓或者农场里有甚么收音机或者拖拉机的有关电器设备出毛病，常会找我帮忙），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虽然他的话说的很简单，但在那些残酷的日子里，这些话给我的鼓励令我铭记在心。
那段时间，重新捡起小时候对工程的兴趣，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帮助。发明和工程探索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托。虽然我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探索已经离开了共产党的主流，但我的政治思想还是很正统的，正统是当时年轻人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所谓「正统」，简单的说就是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走。那个时候搞「农业学大寨」，我也很相信那一套。但是我相信农业学大寨，最终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为了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应该是搞技术革新。在机械化的农场里，我看到了很多严重的技术上的问题，在收割季节有大量的粮食浪费在地里，这是由于收割机械不够好所致。所以我想，如果能发明一个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装置，就可以大幅度地改进收割的效率减少浪费。为了要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我开始了系统的自学。
我基本上同所有的北京知青都隔离开了，看管我的人主要是哈尔滨知青，有时是上海知青。由于斗争会、大批判把我的名声搞得很臭，几乎所有来监视我、押送我、看管我的这些知青都对我有着很强烈的敌意。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人能和我有稍微正常的交往，在连队里能够谈几句话仅有的人就是兽医和当地的一些农民。在被隔离监禁之前，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号，和几个兽医都比较熟悉。这几位兽医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他们是二十四连很少的几个知识分子，大家更谈得来一些。被看管之后，我还勉强能和他们有一些接触。几个来往比较多一点的兽医名叫张跃生、杨修岐和庞春泰。他们非常幽默，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他们一如既往拿我当一个普通人，和我开玩笑，这对我精神上是相当大的安慰。另外还有一些老职工（农民）也对我精神上帮助很大。我们马号的班长叫陆书坤，他是山东梁山人，有点梁山好汉的气质，他父亲陆诗勤是老八路。老陆始终对我很和善，记得他曾经用一种很特别的口气批评我，要我远离政治，过好自己的日子。有时候，他们还会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送给我。在那段最坏的日子里，这些在我的精神上都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以后，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当时，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团一级。我的案子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一下变成无害言论。我事后猜测得益于林彪事件，我的「案情」比原来有所松动了。从那以后，虽然我的「反革命」案子没有解决，但是对我的严密监禁逐渐放松，审问也停止了，斗争会也基本上没有了，我的隔离监禁，变成了让群众和知青监督劳动。
劳动时，把我放到「地富反坏右」的行列里，连里的一些「地富反坏右」们也有人主动来接近我，同我聊天，表示对我的同情。
我开始有了业余时间。实际上我能够认真系统地自学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和英语主要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从一九七二年恢复了我的放牛工作，放牛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使我有自己控制的大量时间。大多数最难的自学内容都是在放牛的时候学的，例如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我先是集中几个月精力把高中数学和物理自学完了，之后就系统地自学了大学的物理和微积分、高等代数、电动力学等课程。
对我来说，所有自学的课程里，最困难的是微积分，我读了好几本大学教科书，其中包括好几本高等数学习题集，我拿着习题集，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依此来保证我自学的扎实性。因为我认为不仅读了教科书，而且还做了习题，包括非常困难的习题在内。把高等数学和大学的物理学习完以后，又开始学习电动力学、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等，就这样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大学教科书一门一门地自学下来以后，自己感觉到，虽然把文革前的大学教科书都学习过了，但是要做发明设计工作知识还是不够用。这时候我就同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王贞平提起这个苦恼来，他告诉我说：「其实现在北京已经可以买到影印的国外原版教科书了，你可以让你母亲买到影印的美国教科书寄给你，你就读那些书」。我说：「英文我是不会的。」他又告诉我说，实际上英文学起来很容易，因为他自己就在自学英文。他说：「你可以找一本内容上你基本懂得的英文教科书，借助字典你就读它的内容，就把里面的英文弄明白了。你自己再读一本这样的书，你就会了。」我就照他说的方法做了，写信给我母亲，让她给我寄英文版的美国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我189记得特别清楚，我收到的第一本我母亲寄来的英文教科书的名字叫 ModernElectronics（现代电子学）。这是四十年代末美国大学的教科书，是我母亲从中科院图书馆买来的报废的书，因为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已经过时近三十年了，但对于我来说却如获至宝，所以我是把它从第一页一直看到最后一页，每一页我看得都非常认真。从电子学角度讲，大学二年级的教科书，我对所有的内容都能看懂，实际上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书。
从那以后，我就非常自信地开始阅读美国大学里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了。以这种方法，我自学了美国大学的许多门课程。如计算机工程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教科书。其中还有一个悲凉而有意思的故事。当时我母亲给我寄来了英文的《模拟计算机原理》，现在模拟计算机已经不存在了，但在七十年代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我拿到这本书时特别激动，特别渴望能尽快把它学下来。可是，我的时间很少。正在这个时候，我连发生了一个惨痛的事故，有个上海知青潘金根，当时的连队油库保管员助理，到油库楼顶上去擦天窗的玻璃时，不慎一头栽下来头部撞在水泥台阶上，当场摔死了。他是上海知青，发生了这样的严重事故，他的葬礼需要等他的父母家人从上海赶来参加，他的尸体放满冰块放在二十四连的仓库里，晚上要有人看护。几乎没有知青敢在晚上看护尸体，连里只好公开让大家报名。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全脱产地来进行学习，这对于我来说实在太难得。于是我就报名了。这是我记忆格外深刻的一件事，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在仓库里，打着一盏油灯，在潘的尸体旁边聚精会神地来读我的这本《模拟计算机原理》的教科书。我的这门课程几乎完全是在这两个星期时间里自学完成的。有些知青很奇怪，他们中有些人打架斗殴很勇敢，可到这时候他们都怕鬼，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怎么敢和死人天天晚上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晚上夜深人静才能够潜心集中精力钻研，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激动人心的难得的学习机会。
那个年代系统地自学钻研中国和美国大学工科的内容，既是精神的寄托，也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长期的过份精神压力导致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北京知青吴先当时是卫生员，他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至今都心怀感激之情。
从一九七三年夏起，尤其是一九七四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在连队里，知青开始为去读工农兵学员而竞争，为了能上大学，很多知青变得很焦躁，一些没有上成大学的落选知青变得很悲观。我知道自己是个「反革命」，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可能有机会出去上大学，心里反而很平静。自认为我自学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学里所教授的内容。那段日子我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的革新项目上了。我当时满脑子琢磨的最大的革新项目就是「联合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我认为，如果自己能够解决这一割台高度的自动控制问题，就可以解决大豆在收割过程中严重浪费的问题。当时在农场里，联合收割机的高度设计是按小麦的高度来设计的，所以当收割大豆的时候，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产量浪费在地里，相当巨大。我当时自己作了一个包括详细电路图的设计方案。
一九七四年，对我的政治管制进一步有所放松。当时中国政治的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邓小平重新上台工作了，四人帮的势力有所削弱。这时候我申请回京探亲，居然得到了批准。这是自从我一九六八年底回北京之后，第一次回北京。我把这次回京看得很重要，我想利用回北京的机会，拜见有关的老师来帮助我改进我的设计。到北京以后，我找过若干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华大学的常迥先生。常先生是中国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权威，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四十年代末期后回国，回国后就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常先生的女儿常放是我的同学，也是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我们曾在同一个小组，非常熟悉要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她家很多次，同她的父亲认识。一九七四年夏回北京时，我自己闯到她家里去请教常先生。先生给了我很好的原则性的指导，对我后来的自学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自学的方向上，先生给了很重要的建议。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常先生191是我在工程方面学习的导师。当时我也曾经访问过中科院自动化所及清华数力系流体力学实验室，请教我的技术革新设计方案。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忙碌，完全都是围绕我的设计请教奔波。
从北京回到连队后，我的若干个技术改革方案得到了连队技术领导及修理厂的支持。所以，虽然当时我的正式工作是放牛，但实际上我每天晚上都在修理厂试验我的一些设计，试验基本是半成功半失败，也有许多设计即使实验成功也并不能真正实施运作。部分实验成功未能实施的有大犁自动高度控制液压装置等；实验成功并在生产中使用的有自动称重灌袋机等。一九七五年师里曾在我们连开技术革新推广会，自动称重灌袋机得到好评，我这个「反革命」在技术革新方面得到了一些称赞。记得团长碰到我大声喊着对我说，「你整的那玩意儿挺好使呀，以后多给咱整点儿这些就好了。」
一九七四年以来，母亲不断提醒我必须关注我的政治问题的结论。实际上，从一九七二年起，我几乎把全部的精神都寄托在工程上了。我有意识地回避了自己被整肃的事。但我明白，这是我始终要面对的。这样，在母亲的提醒下我去团里询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