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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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起来方便，生孩子也顺溜。
问题是我看小说，爱好文学，所以，还是恬不知耻地想到纯洁的爱情。我很快就注意到一辆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她是所有漂亮的女售票员中最漂亮的一个，特别是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总是闪着让你惊心动魄的激光。我一辈子再没见过如此明亮的眼睛，明亮得让你觉得那样辽阔空旷并清澈见底。
虽然她像所有售票员一样站在有轨电车的门旁，但她站立的姿势绝对比其她售票员优美一百倍。她小巧的樱红色嘴唇似乎都没有动，就唱歌一样地喊出要停车的车站名称：下一站，红卫街，没有票的买票啦——简直就是一首动听的歌。
我被海水泡得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我发现，很多海碰子都像我一样注意到她的存在，这令我有点恐慌。
但她不看我，也不看别的海碰子，她也许故意看不到我们。她那空旷清澈的眼神毫无邪念，从我与其他的海碰子中间穿过去，从全体乘客中间穿过去，直向遥远。
“下一站，解放街。没有票的买票啦……”
我不买票，我忘记了买票，我故意不买票，因为只有不买票才会使她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存在。
“下一站，终点站老虎滩。没有票的买票啦……”
啊，美好的旅程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我无可奈何，痛不欲生，我舍不得这么快就买完票，递钱接票的一刹时碰到了她那雪白的手指（当然是有意识碰上的），就像在海底暗礁触摸到大个头的海参一样激动万分。从此，我只要是乘坐通往老虎滩的有轨电车，就必须乘坐她那辆车，即使下起大雨，我宁愿挨雨淋，也老老实实地站在车站上等她那辆有轨电车到来。有时，我刚刚从海里爬上来，疲乏得几乎就站不稳。但只要看到一辆无轨电车驶来，立即士兵列队那样笔直站立。
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总统的座机名字叫“七六年精神号”。这个名字使我和很多“海碰子”着迷，不能想象世界上还会有如此高级的称号。有个海碰子将这个名字赋予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从此，只要是谁提到“七六年精神号”，我就浑身发热，就觉得天空晴朗，阳光万里，但这与尼克松丝毫没关系了。
在海边上最多的话题就是“七六年精神号”，有人说如果“七六年精神号”要结婚，他可以为婚礼奉献一百头海参，决不要一分钱。有人说送二百头也没问题。城市的商店空空如也，结婚时能让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吃上海参鲍鱼，就是人间奇迹。我有海参，有鲍鱼，有海螺，但没有人和我结婚。
海碰子们吹牛说愿意为“七六年精神号”结婚奉献海参，但没一个人敢说与“七六年精神号”结婚。我想，在每一个海碰子心里，早就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一百次乃至一千次婚！
一天，一个海碰子惊惶失措地告诉我，“七六年精神号”灰色的衣领里隐隐露出一圈粉红色的内衣小领。我立即震惊和沮丧。因为那个激烈革命的年月，结婚不允许烫发，不允许穿花色鲜艳的服装，更不用说戴戒子和项链了，否则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低级趣味来批判。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新娘尽管依然穿着铁灰色或军绿色的外衣，但在脖子上，会巧妙地露出一圈桃红或粉红的衣领，那就是她骄傲而顽强地向人们宣告，我是新娘了。
我震惊和沮丧了一阵之后，却不太相信“七六年精神号”会结婚，无论与她结婚的男人多么的优秀，在我看来都是坏蛋或十恶不赦的流氓。再一次乘坐有轨电车时，我对“七六年精神号”全神贯注——她还是姿势优美地倚在车门旁，眼睛还是像秋天夜空的星星那样明亮，樱红色的小嘴还是那样动听地喊着“下一站”。但看到她雪白的脖子上确实有一圈桃红色的内衣领子，恬不知耻地钻出铁灰色外衣，看起来“七六年精神号”是“铁证如山”地结婚了。
有个绰号叫“张铁生”（这小子十七岁了，连小学的算术都不会）的海碰子不以为然，说他邻居的一个没结婚的女孩也有这样桃红色的衣领。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让我从沮丧中突然兴奋，竟萌生出对“七六年精神号”采取点爱情的行动。所谓爱情的行动就是递给她一封情书，而且是全世界最绝妙的情书——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个字。我认定这绝妙的情书绝对能打掉“七六年精神号”的傲气，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恨“七六年精神号”了。
我先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张印有红格的，光亮而厚实一点的信纸，并认真而整齐地迭成中间有十字花的“信状”（一种纸牌的形状）。然而，在乘客拥挤的电车上，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送情书，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弄不好，会被当场抓个流氓现行。至少在当时会被当作“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批斗。为此，我很有些激动但也有点恐惧了。于是我在心下不断地自我安慰，怕什么，反正情书上没一个字，就是抓到了也没证据。
第二天一早，我将擦自行车用的上光腊当作“发腊”（当时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化妆品了），认真仔细地往头发上擦，把我乱糟糟的头发抹得锃亮，真正像一个资产阶级小流氓。而且还穿上当时最流行的海魂衫。
有轨电车还是那样有节奏地摇晃着，“七六年精神号”还是那样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唱歌一样地喊着站名。我却紧张得要死，不敢去看她。快到下车时，我才突然勇敢起来，有些昏头昏脑，却又从容地把情书递到“七六年精神号”的手里，那一刹时我绝对地停止了呼吸。但没想到“七六年精神号”更从容地把情书接过去，就像接过买票的钱一样，很自然地把它扔到装票的皮夹子里，这个动作使我后悔万分，我觉得我应该在信纸上写点什么。
在海边上，海碰子们为我的勇敢行动沸腾了，大家疯狂地笑着，疯狂地说着，疯狂地想象着“七六年精神号”打开空白情书的狼狈和尴尬状。最后，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唱：我们都是穷光蛋……
那天我兴奋得扎猛子也有了劲头，气量也比平日里长多了，过去一口气只能扎进一座暗礁，这天我一口气能扎进两座暗礁丛里。我发觉我的耳朵也灵得赛过雷达，每当从水里钻出来，都能听到老虎滩车站上有轨电车的笛声。
就像上帝知道我干了这件坏事似的，随后的几天刮起了大风，海水被滔天的巨浪搅得浑浊不堪，我和所有的海碰子都老老实实地回到各自的工厂上班。再后来到海边相聚，大家竟然没一个人提到“七六年精神号”，好像一个暗礁洞里的海参捕捉光了，再也没兴趣扎这个暗礁洞了；好像刚刚干完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该好好地歇歇了；甚至好像我已经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婚了，再讲她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的真实是没有完整故事的，再后来，“七六年精神号”就在中我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她的年龄家庭住址，而且我没同她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例外情况，她今天当然还与我生活在一个城市，还可能同我在城市的一条街上擦肩而过。然而，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被一群看起来是山狼海贼，实质上是一群英雄好汉的年轻人命名为“七六年精神号”。然而，有一件事她将会终生难以忘却，那就是曾有一个头发擦得油亮的小伙子，送给她一封空无一字的情书。
三
一个不允许你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社会，你还可以容忍，但不允许你有爱情，就很难活下去。其实，我已经不要求有什么爱情，只要是能找个老婆就万事大吉。全世界的男人都有个老婆，我却是个光棍，那太让世人耻笑了。更倒霉的是，由于我的个子高大，只要是在路上遇到熟人，对方总是反复地问我，老婆在哪个单位？几个小孩？男孩还是女孩？我只好反复地回答，我没结婚，我没结婚，我没结婚！于是麻烦就更多了，你怎么没结婚？你怎么找不着老婆？你怎么会没有孩子？好像过错在我这儿。更让你哭笑不得的是，有的人还没等我解释清楚，就教我上床经验，说你方法有问题，完事后，把老婆的两条腿提起来，使劲儿往下颠！还有的干脆就怀疑我没有性能力。我真是倒霉透顶，有一阵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迫不得已出门办事，也鬼头鬼脑地贴着墙根溜，倘若不小心撞见熟人，就像小偷似地绕道逃走。
问题的要害是那时的女孩子全都鬼一样精明，而且个个老谋深算，只要是介绍人把她领到你的面前，她审视你的两个眼睛就像Ｘ光射线一样要把你穿透，几乎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你的工作是国营的还是大集体的？你工资是多少？你的家庭状况住房条件，你家庭人口数量，当然也就问到你的父亲——我立即就原形毕露，像狐狸露出了尾巴。这时，我即使是剖心挖肝给她看，说我绝对与我“有问题”的父亲不一样，说我绝对地革命、勤劳、能干而且相当会过日子，也丝毫感动不了她们。
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很同情我，也拼命地帮我找对象。他们也觉得“狗崽子”必须降低一格选人才，所以把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其丑无比的女人都搜罗来，这使我伤心透顶。更伤心透顶的，就是这些最其丑无比的女人听说我是个“狗崽子”，竟也高傲地朝我一撇嘴，拜拜了。接近七十代中期，快到“而立之年” 时，我还是在孤军奋战。
我开始自嘲式地自问，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狗崽子吗？当时城市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流：辽河儿女三千万，牛鬼蛇神占一半！意思是当时辽宁几乎有一半的人口都被打成反革命和坏分子。如此之多的狗崽子不是都结婚了吗？我猛然感到，不怨天不怨地，自能怨自己是个大笨蛋！我猛然地成熟了，并明白了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爱情不但要有激情，要有真诚，还要有手段。当然，说得好听一点的就是还要有技巧。我总结自己的失败经验，最大的失误就是缺乏技巧。既然二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像鬼一样的精明，那我干么不去寻找二十岁以内的女孩子呢？她们天真烂漫，不懂政治的利害，情窦初开使她们像海里的小母鱼，傻呵呵地把鱼枪的亮光也当作异性的眼神了。只要我略施技巧，完全可以成功猎获的。
我把城市当作大海，每天都瞪着海碰子那样凶狠并锐利的眼睛，寻找猎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们家东面的一条街，有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两只眼睛又大又亮，但你细细地观察，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因为她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老工人，也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家庭从没遭受过什么政治上的压迫。这就使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从没经过外面的风雨，当然也就单纯到简单的程度。从她羞涩的微笑中，你可以判断出她什么也不懂，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懂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连男人那恶狼般的眼神也不懂。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就以到邻居家串门的理由，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第一，人家是共产党员家庭，我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当年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第二，我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她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