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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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许多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我看了看司机，司机还蛮年轻，我想，他没在厂子里呆过。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着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着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也许，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蔡翔　　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70年下乡，1974年回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神圣回忆》、《回答今天》、《何谓文学本身》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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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样年华

发布：　2008…11…07　09：05　｜　作者：　徐浩渊


1993年，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忽然在邮箱里发现好友周倜从北京寄来的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作者杨健。我1981年出国留学，不清楚此后国内的变化，于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读，结果大失所望。书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亲身经历和熟知的，作为“纪实报告”，却有大量的内容不属实。我气愤地问周倜：“杨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乱写？”她的回答，成了让我今天不得不坐下来写这篇东西的主要原因：“活该！谁叫你们自己不写呢。人家能把你们当年那点事儿写下来就不错啦！”是啊，自己没时间写，就别怪热心人的误传和杜撰。为了给后人留下点真实，先写几件小事吧。

我想，被现在人称作“白洋淀诗派”一事，是误传。因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诗歌的鼎盛期，我仅仅见过一位来自白洋淀插队的人写的诗，他是根子（岳重）。现在自称多多的人，当年学名栗丗征，乳名“毛头”，他倒是来自白洋淀。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了他写的一篇被无数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才明白那些误传文字的出处。该文中有太多不实之词。因为害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与当年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再三核实，大家都说那时候从来没见过毛头有诗。我也不认为他与诗有何干系，当然更不会向他讨诗来看。

1971年1月，我见到依群的第一首诗，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首永远的“未完成”之作。仅仅写了开篇，所显示的悲壮之美，足以打动所有爱诗的人们，也足以使作者不敢再往下写。依群本不是那种善于为历史大事件抒发豪情的人。此后，他因堕入情网而留下的诗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诗真挚、清丽，饱含痛楚。至今我还珍藏着37前他的手稿。他喜欢使用变色铅笔，字迹已经从蓝色变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写道：


你好，哀愁


窗户睁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另外，我要在此更正杨健书中对依群诗句的误传：“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应作“奴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枪声对应着《国际歌》的音符。依群的诗中不会出现“仇恨”、“子弹”类的字眼，那不是他。

认识根子，好像是因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年回城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聚在金伯宏、张小松、黄元家里听音乐唱歌。当时最好的男高音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爱听根子“讲”电影。从他口中流出来的故事，声、色、动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记得他讲苏联电影《雁南飞》：“她穿着连衣裙的娇小身影，在轰鸣的坦克钢铁怪兽之间穿行，形成了一幅被电影史永远记录的画面……”说着，根子用两只手做了一个长方形框，喀嚓一声，我好像真的看到、听到了。文革后去看内部电影《雁南飞》，发现那个镜头远没有根子讲得那么好，这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剧本编出来哄我的。

我一直觉得根子应该能写出最好的诗。因为诗歌是唯一能把绘画、音乐、文字融为一体的美丽神物。根子最擅长于此，怎么能没有诗呢？经过我无数次的询问催促，终于在1972年春天，根子来到我家，放下一摞纸就匆匆离去。他一改平日疏懒、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面色严肃中藏着腼腆，我迟疑了一下，才打开那摞纸。哈！是诗！是根子的诗！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长得可怕。它们沉重、结实得让人喘不上气来。《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　其中，《三月与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诗，都宣泄着少年的愤怒、绝望和成长的痛苦，以及对美的渴求。我赶紧拿给大家共享、抄录。至今，我最喜爱的这两首诗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几首诗一起被我珍藏着，上面还有当年依群和根子涂改的痕迹。这些诗作原稿，是打倒四人帮后我第二次出狱，提审员张老头退还给我的“黑材料”。

那年代，无论我在哪儿，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鉄威的几十首诗、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颗小星》、谭晓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张寥寥的《我们的纪念碑》……　坐在河南省监狱，我常常胡思乱想，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狱，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出一本诗集，就用寥寥那首《我们的纪念碑》作为书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体做封面。这首诗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做过张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严冬。听说张郎朗和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知道郞郎的父亲被关，家里一个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们的母亲陈阿姨。陈阿姨说，小儿子寥寥被工宣队抓走了，她还同人家大吵一架。因为快要过年，通知家长去认领孩子。知道自己肯定领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够呛。于是我穿了母亲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镜，到了工宣队关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师傅一起控诉“我那大姐（寥寥妈妈）的坏脾气”。工人师傅觉得我这“小姨”还通情达理，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给我。我俩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声来。寥寥快饿死了，赶紧给他买了两个糖火烧。只见他一下子都塞进嘴里，噎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会儿，寥寥走过来丢给我一张纸，上面即是那首童体写的《我们的纪念碑》，写得真感人，恍惚记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们的纪念碑不雄伟，也不高大，是用宝石作成，闪烁着纯洁理想的光辉，云云。

至今一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就很难过。那是一代少年在急风暴雨中挣扎的心灵绝唱啊。我想，每个人都有做诗的年龄，大约在15岁到25岁之间吧，那些来自心灵的吟唱，记录着我们的诗样年华。然而，惟有过了30岁、50岁还在写好诗的人，才是诗人。郭小川、郭路生、泰戈尔、波特莱尔、惠特曼、洛尔加、马雅科夫斯基，都是这样的诗人。连马雅科夫斯基自杀前的临终遗嘱都浸透着诗意，没治了。

另外还想说说文革中，关于绘画的几件趣事。因为插队认识了吴凡凡和张郎朗的家人（工艺美院子弟），然后认识了董沙贝、李庚等中央美院画家的孩子们。沙贝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画得一手好油画了。人民大会堂里那幅小的《开国大典》，就是他临摹父亲董希文的那幅正作《开国大典》的结果。据说他画的时候，一天要跑到楼上无数次，学习父亲的笔触。那时不记得李庚画画，只记得有个冬天在他家生炉子，为了引火，我俩顺手把他老爹李可染练笔的宣纸烧掉不少。前几年跟他哥哥李小可说起此事，小可吓唬我：“可别让我继母知道，非杀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习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几万呢，居然被我们取暖塞进了火炉。

在这些绘画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从欧洲带回的精美画册。伦伯朗、高更、梵高、莫奈、毕卡索的油画好漂亮哟。很多年后，我在美国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他们的原作，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第一次看画册那种强烈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领到魯燕生鲁双芹家，谭晓春、魯燕生等人正忙着画画。那年冬天，在谭晓春自新路的家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展。把沙贝、燕生、晓春三个人的画都编上号，摆在他们家那一间半的小套间里。每个去看画的人，都要把自己最喜欢的三幅画写在纸上，不记名，投在一个票箱里。记得沙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图获第一名。当时就被辛罗林取走，说是多少年后沙贝成名，此画肯定价值不菲，我们都笑话他财迷心窍呢。真想知道沙贝现在何方，他的画应该比李庚的画好呀，怎么音讯全无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个绘画艺术讨论会上，有人说“星星画展”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自办画展。美术评论权威王仲却告诉大家：那可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办的地下画展。当时他也在场，是范小玲领去的。不知道他是否也投了沙贝一票？

那年头除了正经学画画，我们都热衷于“实用工艺美术”：画内部电影票、画月票，甚至给盖过邮戳的邮票涂色，重新使用。要是谁找到一张电影票，我们立即开工“制作”，至少复制出十几张假票，大家高高兴兴地一起去。甚至连人民大会堂演出阿尔巴尼亚舞剧《山姑娘》的请帖都敢画。有人逗乐问：宴会厅的请柬能画吗？回答是：能画，不过你得自带凳子，人家可没给你留座位啊。

如今说起这些往事，大家蛮开心的。那时候我们从乡下回城，穷困潦倒，想出各种怪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更是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做？说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给你们看看！这些举动，把1972年后陆续从干校和监狱放出来的父母们吓坏了。他们不明白费尽心血教育出来的好孩子，怎么都变成这样了。以至于文革以后，我们略有让父母看不惯的行为，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