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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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里又找我谈话，大意是我虽没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在“四五“的表现已说明火线上用行动入了党，他们让我写份申请书。我是有些别扭，最终只说：我觉我还不够共产党员的标准，让我写申请书，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要不，让我在党外做些好事吧。
一两天后，系里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让我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你对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认识的，这几年以至将来有什么打算，四五运动时你最坚定的想法是什么。我依次回答了。一是我肯定不能说共产党的坏话，二是我也不能说我今后就想吃喝玩乐顺便写小说，关于我参加“四五”我也只说与广大群众做的没啥两样，只因嗓门大身体好而更显眼一些。
没想到系里派辅导员李老师对我说：上次让你写的对党的认识就算是入党申请书，你只须将你写的重新誊抄一遍。我慌了，连说：不行不行，太突然了，您就让我在党外再努力几年，等差不多了，我一定写一份合格的入党申请书。从这以后人家才不拿入党来烦我。
我买饭时大多不排队，除非我要特意排在某个女生的后面。就餐高峰时得排队四五分钟。那次我直接夹到窗口，就听后面有人小声说：看看，夹塞儿的那个就是“四五英雄”。我一下就火了，转身一看，说我的是七七级的中文系男生，我嚷道：“四五英雄”又怎么了，夹塞儿又怎么了，老子就夹了。事后，哥们田X说我：没见你恼羞成怒过呢，你跟人家开个玩笑不就得了。
我肯定是我们系旷课最多的。李老师多次找我谈话，还拿出校规…其中有旷课多少即劝退，我早够了。李老师说：就因为你以前反“四人帮”的表现，就旷课问题系里已多次照顾你了，你要……。我也认真地回答：我以前在工厂养成的坏毛病太多了，您容我慢慢改。
1978年10月为“四五事件”正式平反后，我不得已成了“四五英雄”，成了几乎连入党申请书都不用写就可以入党的人。我觉：“四五”正式平不平反对我个人来说无所谓，我没有因为“四五”而不让考大学；有大学上是我个人的大幸福，“四五”平反是社会的大幸福。我更认为我在“四五”的表现是正义感、虚荣心、泄春火各占三分之一；而“英雄”，我担待不起，尤其事发后在公安面前我的表现虽不能说是叛徒，但肯定不光彩，我给自己的定性是，大暧昧，小屈服，灰溜溜，平淡淡。
本来大学生活的多彩早就让我忘了什么“四五”，不料平反之风又把我裹进“英雄”行列并推到众人眼前，这是我极别扭的，又不是“有朝一日成了功，一人发个女学生”。
平反的文章让我出了名，接着人民日报又请我去报社看也不知哪来的一些“四五”照片，我找到了照片上的我——几乎不认识这小疯子。后来我又在美术馆和个别讲四五的书上看到这幅照片。
平反后没多久，系里就转我市委印发的“四五英雄”表彰大会请柬。我说：我不去。系里说：一定得去，回来你得传达大会精神，这也是系里交给你的任务。我先去国务院招待所报到，那是上午10点。
报到是在一个会场里，有二百来人，前方有一个小舞台，上有麦克风。有个别的熟面孔，但我已说不上姓名。我坐在偏后的一个座位上，听着附近的议论声音。英雄的嗓门都不小，加上今天又是表彰庆功的日子，大部分人的脸上都是喜悦激动。
开始大部分议论的都是被抓的事：你什么时被抓进去的，他什么时候被放的；关在哪，又被转到哪：被判了几年等。我听得心情较灰黯，我没被抓过呀，何以受用“英雄”称号。刚报到时就发了一张日程表，大概安排是10至12点在会议室座谈，12点在X号厅午餐，13点半集合乘车，14点在首都体育馆开庆功大会。我耐心地等待午餐。
后来议论就转成了一小堆一小堆的谈话，且声音也小了起来。说的大概是：谁谁谁“抬”了谁；我好像被谁“抬”的；谁谁谁“抬”人最多可他今天也来了；谁谁谁最硬一个人都没抬。
不料，有一堆人像是在吵架，我听清的话有：你凭什么说是我出卖的你，我还听说你揭发了谁谁谁呢；别以为大家不知道你在里面的表现，为什么你一进来几天接着又进来几个——你卖的谁你自己知道。一个声音劝住了吵闹：不要互相攻击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们要向前看”。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上台说了一阵，大意是你们都是英雄、在关键时候……、全国人民感激……、今天下午开英雄大会、大家先在这谈谈心、自由发言云云。可开始没人上台发言，终有一两个发言后就都争着上台了。往往是一个还没说完，另一个上台就抢前者的话筒并说让我讲几句让我讲几句。有时台上站着五六个人等着那个话筒。刚开始发言者说的还是虽然平反但要继续努力等等决心式话语。可到后来说的都是自己在广场如何如何的表功之词：我组织的什么什么；我贴的什么什么；我在狱里领导了什么什么；我在4月5 号广场亮灯清场时怎么怎么。我听得有些不好意思。
台下也都开起了小会，三一群两一伙，群情振奋。我坐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因为我彻底交待了我的“罪行”。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至少有四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并寒暄，我哼呵而过。有一个熟脸上来一把握住我的手，说：赵世坚，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XXX呵，当时咱们一起……。我支吾着，觉得可能是。
乱哄哄的场面，我盼着早点开饭。进了餐厅，10人一桌，有十多桌吧。菜很不错，但是没有任何酒——可能怕“英雄”们酒后在庆功会上失态吧。我先挑鸡块吃，又挑牛肉。不少人忘了吃，在桌上也大谈四五的事。我们这桌我吃的最多。
上午报到时每人发一朵红绢花，花联上写着“英雄”。下午开会时要戴上，也有人发的时候就戴上了。我离开喧嚣的餐厅在招待所院子里溜达，见已停了一排绿色的“斯客达”大客，车上还贴着编号。我是真不想去开庆功会了。
说走就走，有点像当时见广场情况不好我开溜一样。我去了附近工友陈XX的家，把那朵红绢花给他一岁的女儿玩了。
在首体召开完“四五英雄”庆功会后，有“四五”时期的同事来到校园找我，让我参加“英雄报告团”。我以学习任务重、不擅演讲来推脱，但来者反复做工作，我只好答应了，同时他们也同意我爱怎讲就怎讲。我心说那我就实话实说呗。
一次是在某个机关的礼堂，一次是在中国儿童剧院的会议室给导演和演员们讲。都是小汽车来校园接的我。我也没准备讲稿，没想到我临场不怵，望着台下那些好奇的眼睛和热情的面孔，我讲得挺顺。
每次报告会安排三人讲。第一次讲我是排在第二。那次第一发言的是一个因“四五”蹲过监狱的青年。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住了，但调子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语句是社论式的。其中有些过分的语言我不欣赏，比如他说什么早在“四五事件”以前就认清了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在“四五”时就决心跟王张江姚斗到底。可大家都知，“四五”时大家主要反对的是江青和张春桥，并不以王洪文为然。他还讲在狱中怎么坚持斗争，坚信四人帮不久就会垮台。我虽没进过监狱，但通过我与进去过的若干人聊天，知道在里面能尽量保持沉默就不容易，而且当时百姓中几个人有先见之明知道江青他们会很快垮台——连幕后策划搞掉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也没这么乐观吧。
可人家蹲过监狱受过苦，平反后在表达上有些激动和夸张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是被隔离审查，在政治资格上就差了档次，可是我万一进了监狱禁不住专政的铁拳乞饶如狗，甚至胡乱“咬人”，出来后也会被大家以及自己唾弃。我是照实讲的，绝无高调，尤其强调的是：来广场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他们最大的政治觉悟是改善生活，而不是非要与谁斗争；悼念周总理主要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广场上的确有闹事的小痞子；所谓谈判小组纯是即兴拼凑的草台班子，全无章法，更无预谋；我所以在隔离审查时屈服，也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决不想成为任何政治的牺牲品；我的理想仅是玩遍祖国争取再写点东西；我本是一个看戏的却鬼使神差被戏剧性地推到了舞台上演了一段后来连我都觉惊异的活话剧。
没想到我的报告受到了比第一位更持久的掌声，我真不好意思，也因为我觉对不起第一发言的人。由于我讲的调子比较低，并且受欢迎，不知是否受此影响或受到干扰，第三位的报告既没高昂上去也没低沉下来，我印象他讲的与生动、流畅无关。总之没讲好，我又觉我对不起他了，因为我认为他若讲在我前面肯定会讲得正常。
我认为的没大错。去做第二场报告时我被安排在了最后，于是前两位报告者都正常地“唱出了高音”。我不在乎压轴，反正我就是把真实尽量告诉听众，暗暗地还觉这是我的责任。
我们这个小组本应讲十多场的，可是第三场就没通知我，可能由于我讲的内容偏灰色被刷掉了。这挺好，没了“英雄”们的打扰，我可以全力以赴地过我的大学生活。反正做报告只管饭，不给钱。
尾声：一九七六年我的好运年
1976年我的运气太好了。先是大搜捕天安门闹事分子时我躲过了抓人风潮，接着是没隔离审查太久又赶上了四人帮倒台。“四五事件”平反后，有个工友看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橱窗中我当时表情疯狂的照片，他也说不太像我。我还能记得一些情节和感觉：爬到纪念碑的浮雕上才发现纪念碑特大，是高耸云天，那个 “朽”字离我最近；4月5号前一两天我是偷偷摸摸将我写的诗挂在广场某一大花圈上的，然后总是溜达过来，可惜没什么人围着它看，可能我那诗太文了，不刺激，虽然很讲究格律；在小楼与当局代表谈判时，战士给我们的水杯中有的印着“献给最可爱的人”——那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专用的；4月5号早上纪念碑及四周很干净，还有水渍，肯定是夜里彻底清洗过；在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时，是第一次使用手提喇叭，它发出的我的声音有点奇怪；那天我穿的白色高腰回力鞋，是当时最好的篮球鞋；那一阵中山公园不开放；人民大会堂的楼顶平台总是有人；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喜悦大于哀伤、活泼大于严肃——不怎么像悼念周总理更似过节；的确有小痞子、胡同串子起哄比如喊“打丫的”之类的闹事。
我还记得我被隔离审查的一些小事：去厕所慢慢地走慢慢地回，认真地打量视野内的每一个女工，心说成了反革命后怎么搞对象呀，我那个东西还没用过呢；趴在窗户上看中午打篮球的场面，心里随着场上的持球者做同样动作；心情稍好时把写交待当成练书法，能以钢笔写出类似钟绍京小楷那样的字，沮丧时则瞎写，那字像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