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七诫-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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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出主意”活动，除了在经济上带来巨大收益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员工感到自己的力量，精神面貌大变，给公司带来了生气，取得了很大成果。如在某次“出主意”会上，有个员工提出，在建设新电冰箱厂时，可以借用公司的哥伦比亚厂的机器设备。哥伦比亚厂是生产压缩机的工厂，与电冰箱生产正好配套。如此“转移使用”，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这样生产的压缩机将是世界上成本最低而质量最高的。经韦尔奇的努力，公司从1985年开始，员工减少了11万人，利润和营业额却都翻了一番。
员工如此，公司的各级领导层也在这个精神的指导下，更加注意集思广益。每年1月，公司的500名中高级经理在佛罗里达州聚会两天半。10月，100名主要领导者又开会两天半，最后30～40名核心经理则每季度开会两天半，集中研究下面的反映，做出准确及时的决策。
后来，韦尔奇还研究出了很多让员工参与决策的好方法，“群策群力”即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所谓“群策群力”，其基本含义就是：举行各阶层职员参加的讨论会，在会上，与会者做三件事：可以动脑筋想办法；取消各自岗位上多余的环节或程序；共同解决出现的问题。先期的群策群力讨论会主要是建立信任，最基本的模式是大家七嘴八舌发表意见。后来逐渐上升为一种理念，成为了通用电气走向成功的基石。
“群策群力”的想法是1988年在一架直升飞机上产生的。当时，韦尔奇总裁和通用管理发展学院院长鲍曼刚刚离开学院的大课堂，在那里，他与正在接受培训的通用电气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们要找出个头绪，使这种做法用在我们的商业领域。”韦尔奇兴致勃勃地对鲍曼说道。一周后，鲍曼制订出了计划。
1989年1月，一年一度的碰头会在佛罗里达举行，韦尔奇总裁向到会的500名高级经理宣布了这一规划，即实行“群策群力”的管理方式，聘请高级顾问和商学院的教授协助实施，而且强制执行。1989年3月，这种管理方式开始在通用电气内执行，一时间，像爆米花一样在通用电气的许多部门得到贯彻。
讨论会都遵循同一模式，员工们称之为“城镇会议”。由执行部门从不同阶层、不同岗位抽出40～100人到会议中心或某一宾馆，会议为期三天，先由上司简要提出议程安排，不外乎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形式、请示等表面工作，然后要求上司离开讨论会，在一名外聘助手的协助下，将与会者分成五、六个小组，分别解决某个议题。小组讨论进行一天半，列举弊端，讨论解决方案，为第三天的议程草拟报告。
会议的第三天尤为重要，它赋予“群策群力”这一管理模式以特殊的生命力，对前面议题一无所知的上司回到会场，在前排就座，并常有资深的头面人物来旁听。小组代言人逐一汇报，提出小组的建议和主张。按规定，这位上司可做出三种答复：一、当场拍板；二、否决；三、要求提供更多的情况但须在固定日期内答复该小组。
最能体现群策群力巨大作用的例子是“博克”牌洗衣机的诞生。在通用电气的家电部有一个专门生产洗衣机的工厂。从1956年建厂以来的30多年间，经营得非常不好，生产出来的老式产品卖不出去，1992年损失了4700万美元，1993年上半年又损失了400万美元。1993年秋，公司决定卖掉这家工厂。这时候，一个名叫博克的公司副总裁站了出来说：“这么多工人怎么办？请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想办法使公司转危为安。”博克先生首先召集了20个人，采用群策群力的方法，用20天时间向总部提交了一份改革报告，韦尔奇总裁支持这个建议，马上批给7000万美元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如今，“群策群力”讨论会已成为通用电气公司一种日常性的活动，随时都可以根据需要举行，参与人员也从员工扩大到顾客、用户和供应商。“群策群力”讨论会不仅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能让员工广泛参与管理，感受运用权力的滋味，从而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热情。1987年通用电气公司制造一台燃烧室喷气发动机上的关键部件，需要30周，通过开展“群策群力”活动，1991年初，这一产品生产周期缩短到8周，如今只需4周。负责制造加工这一产品的员工们还商讨10天内完成任务的可能性。
“群策群力”活动把本来毫不相干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包括计时工人、白领阶层甚至于工会领袖们。他们平时在工作中很少有机会接触，现在却可以在这种活动中相互交谈并相互信任。这些会场很快就变成了打靶场，靶子就是令人厌恶的各种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一项小小的申请需要10个人签字，毫无意义的案头工作，多余的工作惯例以及盲目自大。这些东西绝大部分当场就被废除或改良，而不是再“研究研究”。
在这种工作经历中，人们看到公司的言行一致，他们的信任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智慧的火花不断迸发。过去只被要求贡献时间和双手的人们现在感到他们的头脑和观点也开始备受重视了。在听取他们想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越是接近于具体工作的人就越是看得透彻。
因而，韦尔奇说：“90年代，我们通用电气公司具有创造这样一种公司气氛的根本性的机会。在这种公司气氛下，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讲真话受到奖赏，而对下属一味喊叫的上司们则不会受到奖赏。”
也正是这种“群策群力”活动，推动着公司的高层领导者必须更多地去放权，更多地去行动，更多地去听取意见。他们必须信任别人，也必须被别人所信任。领导层确实有做出最终决策的责任，但同时还拥有同样的责任来使人相信，特别是使提出建议的人相信这些决策是合乎理性的。领导所做出的决策应该为员工所理解，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虽然这并不十分容易，但却是通用电气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所致力于促进的。
在韦尔奇的卓越领导下，通用电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用电气是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设立以来惟一至今仍在榜上的公司。通用电气曾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受推崇的公司”和“美国最大财富创造者”。
□让员工参与到管理中来
所谓参与管理就是指在不同程度上让员工和下属参加组织的决策过程及各级管理工作，让下级和员工与企业的高层领导者处于平等的地位来研究和讨论组织中的重大问题，这样员工们就可以感受到上级主管的信任，从而体验到自己的利益与组织发展密切相关而产生的强烈责任感；同时，参与管理为员工赢得了一个获得别人重视的机会，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
现在西方国家企业利用让员工参与管理这种形式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这种现象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潮流。
目前，西方国家企业员工参与管理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企业委员会制
企业委员会制是企业员工参与管理的一种主要而又最为普遍的形式。从组织结构来看，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企业经营者代表和员工代表组成，类似劳资联合会议；另一种是由企业全体员工选出的员工代表组成。
2．员工建议制
员工建议制也是许多企业所采取的吸收员工参与管理的一种形式。它由美国伊斯曼·柯达公司在1898年首创。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动员企业员工在提高管理水平，优化产品设计，改进工艺流程，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拓产品市场，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等方面献计献策。据计算，在实行员工建议制的企业里，企业在奖励员工方面的支出与其收益之比为1∶50。因此，很多企业都相继采用这一管理方式。
3．董事会员工代表制
董事会员工代表制作为西方国家企业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一种方式，已被西方的很多企业采用。
西方国家企业董事会的员工代表制，参加企业董事会的员工代表人数不等，少者1人，多者约占董事会人数的1／3。由于员工代表人数较少，在投票表决时往往处于劣势，所以实际上员工在企业重要决策中仍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4．自我管理制
自我管理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西方国家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员工参与管理的形式。是注重发挥人的因素，努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一种新型管理方式。
美国通用食品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在下属的一家食品工厂实行了自我管理制，即将企业管理部门减少到最低限度，把一向属于经理部门的许多特权移交给工人，让工人自己管理。目前，美国企业最具代表性的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有：（1）自我管理小组。这种小组的人数3～15人不等。它根据企业有关部门规定的生产指标制定小组的生产指标，员工进行自我控制，自主决定完成任务的方式，达到目标后由企业给予相应的奖励。（2）质量管理小组。它通常有6～8名生产人员或管理人员自愿组成。这种小组只在车间一级开展活动，每周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但该小组的权力是有限的，一般要先向企业管理部门提出建议，经批准后方可施行。1976年，美国只有10家公司建有质量管理小组，到1981年，建有质量管理小组的企业已发展到2500多家。（3）劳动生产质量小组。这种小组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与质量管理小组几乎相同，也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由6～8人组成，在技术顾问的帮助下，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经企业管理部门审批后，再付诸实施。但其活动内容更为丰富，包括工人劳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
5．集体谈判制
集体谈判制是西方国家企业员工参与管理的一种较为盛行的传统方式。
美国自从1935年颁布《瓦格纳法》以后，工会便有了代表工会会员和雇主就工资工时和其他雇佣条件进行谈判和签订合同的权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美国的集体谈判制日益灵活多样，谈判的内容更加广泛，近年来已涉及因技术改进所引起的工厂迁移、健康安全乃至生产率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美国集体谈判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企业财务。包括工资占企业开支的比例，退休金开支管理，福利基金的提留和管理等。
（2）人事管理。这是一项重要议题，包括企业员工规模、雇工原则、晋升办法、调换工作、调换班次、临时解雇和复职的先后顺序、解职费用、工作考核和劳动纪律等。
（3）生产政策。包括扩大和限制生产的政策等。
（4）技术改造、生产定额、调整工作内容等。
由于美国的劳资集体谈判通常2～3年才举行一次，中间间隔较长，因而不利于工会对日常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反应。
目前，在西方国家企业集体谈判中存在两种趋势：从集体谈判的范围和层次上看，许多西方国家已从全国或产业一级的集体谈判趋向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