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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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我们已屡次说过，这也是一个错误；而且即使就专门训练勇德而说，他们的这种方法也是乖谬的。在动物界中，以及在野蛮民族中，我们若加以细察，就可以易见，凡属最凶猛的往往未必真正勇毅，凡真是勇族与猛兽，其性情毋宁是比较温和（驯顺）
或比较近似雄狮的脾气。 世上确有好多野蛮民族习于杀戮，甚至宰食生人，滂都海沿岸各族中，阿卡亚部落和亨尼沃契部落就都是如此的凶猛，另有些内陆的部落也一样，甚至更为残忍——但这些常常以掳掠为能事的盗匪部落并无真正的勇德。 从史实来看，即以拉根尼本族而论，在从前他们是惟一勤于严格训练而恪守纪律的城邦，只有在那时期，他们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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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族为强；现在他们对于运动竞赛与战场决斗都失败了。 他们过去的优胜并不在他们训练的方法有何特长，只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当初对于少年完全没有训练，因此他们得独擅于往昔。 凶猛总是低了一着，得胜的应该是高尚雄强的心怀，只有真正勇毅的人们才能够正视危难而毫不畏缩，狼或者其它凶猛的野兽绝不会面对威胁却慷慨赴斗。 驱策少年从事野蛮的活动，却不给予确属必要的教练，他们就一定趋于鄙陋。只要他们培养成一种仅有的品行，以便将来给政治家的措施或决策服役，史实已证明，他们随后所能发挥的本领实际上远不及曾经受过多方面训练的青年。 我们现在无须称道斯巴达人过去的伟业，应该以当前的情况衡量他们的训练工作。 以前，他们没有敌手。 现在斯巴达式训练就得和其它教育规程较量短长了。现在，大家已普遍认识到体育训练的重要，关于实施的方式也都有所领会了。 在发情年龄以前的儿童应教以轻便的体操；凡有碍生理发育的剧烈运动与严格的饮食限制都不适宜。 早期的过度锻炼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在《奥林匹亚赛会历年优胜选手题名录》中，先在儿童竞赛得奖，接着这个同一选手又在成人竞赛时得奖者，一共只有二三例而已；理由是明显的：早期教练中的剧烈运动实际上损耗了儿童选手们的体魄。［所以，在发情年龄以前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轻便的操练。］发情后的三年可授予其它功课［例如读写、音乐和绘画］；等到了十八岁的青年才适宜于从事剧烈运动并接受严格的饮食规则。 要求人们同时进行心理活动与体力活动是不合适的。 这两类不同的工作对人身当然会产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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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而且实际上是相反的效果：肢体在进行工作时，停歇了心理活动，心理在思索时，肢体也就停滞了。
章五 我们在以前的叙述中，已经涉及有关音乐的若干问题；现在我们正好再拾前绪，重加论述；那些叙述可以作为对于这个论题作任何充分说明的楔子。 解释音乐的效力实在并不容易，企图论究为什么应学习音乐的理由也一样困难。有些人认为音乐的作用，有如睡眠与酣饮，只是娱乐和憩息（弛懈）。睡眠和酣饮本身并不是高尚的事情；但两者无论如何都属可喜，因此欧里庇得说：“遣愁赖有此。”音乐有时同两者并列，正是由于这样的缘由，人们把睡眠、酣饮与音乐——舞蹈也尽可一并列入——看作都是可凭以消释劳累、解脱烦虑的事情。 另一种可能的看法是认为，有如体育训练可以培养我们的身体那样，音乐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以便对于人生的欢愉能够有恰当的感应，因此把音乐看作某种培养善德的功课。 还有第三种可能的看法是认为音乐有益于心灵的操修并足够助长理智。显然，教育少年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其娱乐。 学习必须努力，而且免不了疲劳，实在不是娱乐。 另外一方面，企图使人在幼年时操修心灵，确实也并不适宜。 人生的目的固然在于心灵的造诣，但他还只在入世的初期，还谈不到终极。 也许可以这么说，儿童们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例如音乐，当初虽有所疲劳，］迨日后长成，他们就可资以娱乐。 于是，我们又可以追问；那么，又何必教儿童自己演奏？为何不仿照波斯和米第亚诸王那样，让那些专精音乐的乐工演奏而自己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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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以取娱悦并领受其教益呢？
他们既以演奏为业而擅于此技，必然较仅能习知门径的少年为佳。 如果竟因演奏而认为必须从小练习音乐，那么凭同样的理由，少年们也该先学习烹饪——但是，这是荒谬的。我们如果认为音乐具有陶冶性情的功能，这里也有儿童是否应自己学习演奏的问题。 试问：“儿童何必自己演奏，让他们多听听音乐，不是终究可以养成欣赏音乐并领会其真趣的能力么？”据说，拉栖第蒙人就是如此：他们不习管弦，而熟谙音律，能明辨曲调的雅俗。 按照第三种看法把音乐作为助长我们自由的操修并促进人生幸福的功课，问题依然相同：我们如果意在闲适，为什么不去顾曲听歌，而要自累于鼓吹？
这儿，我们正可举示有关群神的知识：诗人们所咏的宙斯既不引吭，也不弹琴［他仅仅是静听而已］。我们往往说某人喝醉了或者习于诙谐，所以载歌载舞；如果不是喝醉，又不在逗人发笑，这样的活动将被鄙薄为乐工舞伎的能事。但是，这个问题姑且留到以后再说。 让我们先考察音乐究竟应否列为教育的一个课目；更由此而查询：在前面已经分析的三端——教育［即陶冶性情］，或者娱乐，或操修心灵——音乐究竟在哪一端显见其作用？音乐含有三方所共通的要素，那么就尽可说它能为三者各尽其效应。［请以诸要素之一、即怡悦作用为例：］娱乐所以求憩息；憩息既用以解除由于紧张而引起的疲劳，就必需具有怡悦的作用。 又，相似地，一般认为培养心灵应兼备怡悦与高尚的要素；幸福的心灵是这两种要素合成的心灵。 现在我们大家一致同意，音乐，不论发于管弦或者谐以歌喉，总是世间最大的怡悦。 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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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诗人缪色奥的诗为证：“令人怡悦，莫若歌咏。”
因此我们可知，为什么对于社会交际以及闲居遣兴，世人往往以音乐取乐——音乐确能歆动人心，使之欢快。这里，我们可以把音乐的怡悦作用作为一个理由，从而主张儿童应学习音乐这门功课了。 任何没有后患的欢乐不但有补于人生的终极［即幸福］，也可借以为日常的憩息。 人生固然不易证受成果，可大家即使不深求终身的幸福，其乐于憩息，抒情自娱，总是日常可有的暂欢；因此，让年幼的人们安静起来，由音乐激发娱乐，使有片刻的弛懈，也是有益的。的确，人们有时游戏世间，完全以娱乐为他们一生的目的。 人生的终极应有某些怡悦的作用；但是，这种怡悦并非偶尔的欢娱；可他们在追求终身的幸福时却误以寻常的欢娱当作心灵的怡悦。 人类寻常的种种活动都但求达到一时的目的，并不计及人生久远的成果。平常偶尔的欢娱与之相似，且尽今朝的快乐，无须考虑明天的后事，事实上毋宁是在回顾过去，这恰好弛懈了由于先前的勤奋所遗留的疲劳。 这就是迷惑了追求幸福的人使他们追逐寻常欢娱的原因。可音乐对于人们不仅可资怡悦，就解除疲乏而言，也是有益。 音乐的效用似乎正在这里。 可是，我们还得研究，在这些属性［即怡悦和解倦效用］上，音乐是否另有比以前所说的更为高尚的本性。不管年龄相差多大，性格差别多远，人们的确都能对音乐自然地感受到怡悦，也许在这种共同的怡悦上，还另有所感受——也许我们正应考虑到音乐是否对我们的性格和灵魂有所影响的问题。 若音乐影响情操，则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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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其效应亦将及于性格。 若干不同的曲调引起人们不同的感受，奥林帕斯的歌曲尤甚：这可证见音乐对于性格的影响。世人都知奥林帕斯所作歌曲能鼓舞灵魂使它兴起热忱；热忱的兴起足可以显见灵魂在情操上受到了影响。 所有的人当他们听到一些仅仅是模拟的声音，其中虽无韵律或者曲意，也不能不有所动心而表现同情。音乐既然使人怡悦而善德原在养成快乐的感觉和确当的爱憎，我们可由此推论：大家所急需学习的功课和培养的心境，莫如对于善性和卓行，造就正确的判断与快乐的感应。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反映了性格的真相——愤怒和和顺的形象，勇毅与节制的形象以及任何和这些相反的形象，其它种种性格或情操的形象——这些形象在音乐中表现得尤为逼真。 凭各自的经验，显知这些形象渗入我们的听觉时，实际激荡着我们的灵魂而令它演变。 这儿，由音乐的形象所培养起来的悲欢的心境实际上符合于由原物所引致的悲欢的心境。 如人如果因谛视某物的雕像而感到欢喜——假使他所欢喜的确实出于形象［而不是出于雕塑材料的优美或高贵］——那么在他见到原物时也一定欢喜。 其它的感官如触觉与味觉，不能造就人物的性格（品德）的形象。 视觉所涉的形象也可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有些图形事实上是在临摹事物的情态，可图形所能反映的性格是狭小而肤浅的。 而且我们还须知道一切人们的视觉略同。 又，凭图形颜色所形成的视觉印象实际上不是性格的表现，而仅是性格的示意。 它们描绘了处于某种情感中的人物，由此显示那个物体的情操。 可就以视觉方面的各种作品而言，对于鉴别这些微薄的表现或示意，就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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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童观看鲍桑的手笔，而应引导他们研究波吕葛诺托的图画以及其它善于摹拟情操的画家或雕塑家的成绩。但是，在乐歌（作曲）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这基本上原是情操的表现。 这是明显的：乐调的本性各异，听乐者聆受不同的乐调被激发不同的感应。有些曲调令人情惨志郁，例如所谓吕第亚混合调，就以沉郁著称。 另外，流于柔靡的曲调，听者常常因此心舒意缓。另一种曲调能令人神凝气和，这就是杜里调所特有的魅力；至于里季调就不同；听者未及终阕，就感到热情奋发，鼓舞兴起了。 这里［关于乐调的辨识和选择］我们尽量可遵循那些于音乐教育研究有素的人们的先进意见，他们业已详征事实，综合了他们的乐理。刚才所说有关乐调的原理，对各种韵律（节奏）
说来，亦属适宜。 有些韵律，性质比较安静；另一些则颇为动荡；动荡的韵律，又有适于俚俗与适于自由人举止之分，也就是鄙贱和高尚之分。 由上述这些论证，我们阐述了音乐确实有陶冶性情的功能。 它既然具备这样的功能，就自然应列入教育课目而教授给少年们。 而且音乐教育的确适合于少年们的真趣：当年幼时，儿童们都不愿接受辛酸而引不起快乐的事物，至于音乐则在基本上就内含甜蜜而怡悦的性质。 音乐的曲调韵律令人怡悦，而且渗透灵魂；所以许多思想家把灵魂结合于乐调：有些人就直说灵魂本是一支乐调，另一些人则认为灵魂内含有乐调的质素。
章六 如今，我们还必须答复先前曾经慎重提到的问题：教授音乐应否使儿童确实能够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