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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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晒亦有多种制卤方式。在莱州、昌邑一带，或掘井晒盐，或纳潮晒盐，二者取卤方式不同，但晒盐工艺无异。盐区海潮濒繁涨落，滞留海水，蒸发浓缩，渗入地下，日久，卤水储量增大，盐民则在近海滩地掘井取卤，甚为便利。纳潮制卤则须整地开沟，引纳潮水，卤水饱和后方能灌池结晶。山东盐民根据不同的滩地条件而采用不同的手段制卤晒盐，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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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艺文》，甘一骥《盐河议》。
自己的聪明才智。《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记载了当时的滩晒制卤工艺：“若夫晒盐之法，其取卤则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畚锸起碱碧餐辽垢桑瑢佂脸刂校⑺÷薄Ｈ缁伊芊ǎ吭罡髌鲎┦笊钩兀袢涨琏炜泳彼氤刂衅刂猿酱辏环愁蹂髦Γ纯缮ㄑ我允涔佟！�
山东有识之士，经常围绕着盐业生产、运销和官方政策而展开议论，指陈时弊者有之，献计献策者亦有之，各方高见伴随着盐滩灶火而流行于世。如明朝李开先就说：“山采海煎，雪凝玉屑，民之大命系之，军之命脉赖之。”“盐虽户曹之一事，而实户曹之重事也。括其大纲，为十有二：时开中以清本源，禁私贩以通官盐，便协支以宽法令，公权衡以杜奸欺，宽法纲以救商命，禁奸贪以杜侥幸，革夹带以正国体，比事例以补商本，通官盐以销引目，疏壅滞以便商情，兴废绝以清宿弊，比事例以苏商困。”他还特别强调：“盐法有一言可以蔽之者，宽商而已。……商犹农业，不夺农利，可使田也，不夺商利，可使盐也。夺其农利，彼不利我田，我田其自治耶？夺其商利，彼不利我盐，我盐其自食耶？是故利农者自利也，利商者亦自利也。在边陈陈相因，在部源源而来，国之利莫大焉。”①李开先的看法是改善流通领域，以商促销，加大盐利的周转。清人赵继范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计之人生，谷为要，次水火，又次盐”，绝不能“右商而仇民”，让商利过大而盐民之利太少，挫伤盐民生产的积极性②。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各抒己见，但目的都是为了山东盐业的发展。
文人墨客则从另一角度来审视盐业生产，他们往往通过盐滩灶火而倾泻才思，或对取之不尽的海盐资源百般感叹，或为辛苦劳作的盐民讴歌呼喊。明人王悦在《威海赋》就描述说：“盐之所产，于海之洼，潮波既退，男女如麻。区分畦列，刮土爬沙，漉水煎卤，烓灶参差。凝霜叠雪，积屯盈家，饮食贸易，资用无涯。”③诗家歌咏者更是意有所指，如明人李舜臣曾用“千村夜暖人皆足，万灶春回室已盈。好在三千勤管烓，莫随徐福海中行”④的诗歌来描绘渤海南岸盐区的勃勃生机；赵执信则以“去海三十里，北望空冥冥。斥田秋草白，古灶盐烟青”⑤的词句来形容胶州盐滩的开发景象；朱长春更以“溺溺秋沙水，溶溶海灶盐。鲑蔬经雨苦，稼穑带霜厌”⑥来表述河海区域的盐灶风貌。细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古老的盐业景象。
二、清代的山东盐业
制度，只允许专业灶户开滩制盐，其他民户不得染指盐灶，故素有“民不侵灶”之说。官方严格控制盐业生产，但在灶户和滩户（清代又称滩晒者为滩户）的管理上，却比前朝更为放松。尤其是滩户可以自主选择滩地和制盐方法，并可以在划定范围内扩大生产规模，占有某些生产资料。随着清王朝对灶户管理的松弛以及商品经济的冲击，乾隆以后，山东制盐灶户开始发展私有产业。到嘉庆末年，西由盐场私开的盐滩盐池数量已超过官方规划的数倍以上⑦；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富国盐场滩户已“私开野滩七十余副”，道光元年（1821年）时，私开野滩又达“一百余副”，“较去年更甚”⑧。私开的盐滩盐池往往游离于官方控制之外，成为私盐渊薮。然而这个时期，其他行业的人员仍然不能进入制盐领域。直到光绪二十年和二十九年，清朝政府两度驰放盐禁⑨，沿海地区各业居民才得以涌人盐滩灶地，从事盐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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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中麓闲居集》卷六《山东盐运司志序》，明刻本。
②《世美堂文钞·苦盐者说》，载《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③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九《艺文》。
④雍正十一年《乐安县志》卷二十《艺文》，《北海晴波》。
⑤《因园集》卷四《再宿胶水客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⑥《朱太复文集》卷十三《海上秋日漫诗三十首》，明万历刻本。
⑦同治《山东盐法续增备考》卷五《煎晒滩地·西由场灶户私添池地违例开晒奉饬照例改滩》。
⑧同治《山东盐法续增备考》卷五《富国场私开滩池聚众侵害等情一案》。
⑨民国二十五年《牟平县志》卷五《盐业》。
清代山东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员数量要多于明代，据嘉庆《山东盐法志》卷八《场灶·户籍》记载，康熙初年，山东盐场灶丁总数已达2．15万人，超过了明万历末年的数额。清初灶户的产业负担与明代相同，据民国《福山县志稿》卷四《盐法》记载：“各场灶籍户口有丁曰灶丁，每丁征银一钱四分七厘三毫零。又拨给灶户之地曰灶地，供刍薪者曰草荡地，供煎晒者曰滩池地，每亩征银六厘。又盐锅每面征银一钱二分。又有鱼盐课钞（明季设征，以供蕃府，今仍其名）、食盐折价（明时上下官司灶户皆供食盐，其后折价成例），皆征之于灶户。”雍正以后，灶户负担开始减轻。雍正四年（1726年）清查灶地，摊丁入亩，灶丁原有的“丁银”有一半被摊入地亩征收，到乾隆二年（1737年），灶丁的另一半丁银“全摊地亩”①，从此，官方彻底取消了灶丁的人头税，但从这以后，滩池征课提高，“每滩一亩，应征银一钱有奇，二亩为一池，应征银二钱有奇”②。总起来说，取消丁银，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有利于灶户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清朝初年仍然维持山东19场旧制，后来屡加裁并。《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山东旧有十九场，后裁为八，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康熙十六年（1677年），始裁高家港、新镇并入王家冈，裁宁海、丰国并入永阜，裁利国并入富国，裁行村并入石河。两年后，又裁官台、固堤。雍正八年（1730年），复设官台，以固堤并入；又裁海沧并入西由。道光十二年（1832年），裁登宁并入西由，裁信阳并入涛雒。山东盐场几经裁并，保留八场，即永利、永阜、王家冈、富国、官台、西由、石河、涛雒。光绪年间，黄河大水冲毁永阜盐场，山东盐场剩有七场。
据《清稗类钞·矿场类·山东产盐区域调查记》资料表明，光绪末年，“山东盐场凡七处，沟滩二百九十七副，井滩一千三百三十一副，大小池一千二百二十六副，斗子五百十一副，产盐总额四万万斤。”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最终达到这种程度。
清代盐业最初实行“官督商销”的办法，政府利用盐商的运作而最终实现盐业利润。所谓官督商销，乃指盐商向官府缴课领取盐引后，到指定的地点买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去销售，官方绝不允许其它形式的自由贩运，也不允许越界行盐。诗家所云：“惟盐限疆域，只许商经营。他人不敢卖，卖者得恶名”③，即指此法。道光以后，改行票盐，实行“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的政策，“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④，但仍有区域限制。如光绪十七年《沾化县志》卷三《盐政）记载沾化票商行盐区域时就说：“沾化、阳信、海丰、惠民、滨州、商河、高苑、乐陵、德平、陵县十州县，皆向沾化赴坨取盐。部票二千张。”
然而，清代山东的食盐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富商大贾往往指染两淮、长芦盐场，一般不愿意到交通不便、成本较高的山东盐场行盐，故而山东盐场商运效果极差，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无商贩运的尴尬局面。《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五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已巳条记载说“山东商盐滞销”，乃因“东省商人赀本较微，且上年引地歉收，而行销地方，亦因旱成灾，商盐不能照常售卖，盐滞科缺”。《清宣宗实录》卷三十八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载：“莒州、日照二处，商力积疲，每致歇业。自嘉庆二十二年，派令向行沂水、蒙阴两县票地商人代运昌即刘宝簵，认充兼办。上年莒州盐务，又复误运歇业，其日照商伙，亦俱私自散归。……迄今莒州、日照二处，半载有余，无商接办。”《清宣宗实录》卷七十四道光四年十月五日则记载：“山东盐务废弛”，出现“无商行运情形”。为此，清政府曾经在山东盐场反复招商，但效果都不明显。上书又载：“盐政奏称：乐安等十三州县，于八月内始招有新商，距奏销之期，仅止一月，各商赶运期迫，不能依限解缴”。山东盐商不足的事实始终困扰着清朝官员，谁也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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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山东盐法志》卷八《场灶·户籍》。
②：光绪二十三年《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引《盐法志·场造门》。
③《清诗铎》卷三谢元淮《鹾言二十首》，中华书局1960年圈点本。
④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四《会同钦差覆奏体察淮北票盐情形折子》。
为了解决商盐滞销的问题，清政府破例允许山东盐场“穷民散卖”，将一部分盐票“给与民贩赴滩陆续买盐”，同时采取“筑包设商”①的形式来加快食盐销售。山东沿海盐场还有“旧制许贫人肩挑易米”②的特殊规定。由于允许民贩散卖，所以山东才会出现“昌潍以东不食官盐”③的现象。
尽管清政府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但各地食盐走私的行为还是屡禁不绝。《清宣宗实录》卷三十八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载：“莒州、日照等处，与江南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