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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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历届会长仍继续以教育为重点，甚至认定福特基金会就是一个教育基金会，并且也是普及与提高并重，根据其会长的认识轮流突出重点。60年代特别重视培养师资，拨巨资给60多家学院
作为师范学生的奖学金，以加强师范教育，同时给几十家大学提高教学质量。福特与卡耐基基金会还联手成立“全国优秀奖学金基金”，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学奖学金项目。另外，还建立了教学设备实验室，专门从事实验和设计各种新的学校设备和教学工具，卓有成效。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社会科学
2． 社会科学
福特基金会对社会科学方面的投入，有以下一些独创之处。
（1） 行为科学。
盖瑟称社会科学为“软科学”以区别于物理、生化等“硬科学”。为落实前面所提到的工作重点的第5条——对“人”的研究，设立了“行为科学”项目，由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贝雷尔森（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ｅｒｅｌｓｏｎ）主持，从事一切“软科学”的研究。其方法和理念基本承袭了20世纪20年代由沃森（Ｊｏｈｎ Ｂ。 Ｗａｔｓｏｎ）创立而于当时颇为流行的行为主义学派，故冠以此名。基金会前期拨款800万美元，1955年又拨款
1500万美元，在加州帕洛阿尔托成立了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这一项目下研究的领域有：政治行为学、法律与行为科学的关系、社会阶层的划分、儿童发展、组织理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交流学等。此外还资助哈佛大学两名社会学家主持研究少年犯罪问题；捐给人口理事会（1952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巨款，用于研究人口增长问题以及有关培训工作；资助麻省理工学院一项大规模集体项目研究“精英交流”。
（2） 未来资源研究。
福特基金会1950年拨款1000万美元用于经济问题，其中一半用于1952年建立的“未来资源集团”（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ｃ。）。该集团是基金会下的一个自治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其总裁为前内布拉斯加大学校长古斯塔夫森（Ｒｅｕｂｅｎ Ｇ。 Ｇｕｓｔａｖｓｏｎ）。这一项目的重点不在科技（不过与社会问题有关的科技项目也有所涉及），而是致力于研究合理使用水、能源和矿产资源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诸如和平利用原子能等问题。未来资源的研究内容和理念实际上相当于80年代后期才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在50年代是相当前沿的。
经济项目的资金其余一半用于资助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宾州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等研究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与经济有关的课题，例如“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3． 社会改良和种族问题
（1） 扶贫工作。
社会改良的核心问题是帮助弱势群体，缓解贫困当然是题中之义。不过把治理城乡贫困问题作为其常年的优先项目之一的基金会并不太多，福特是少数之一。福特基金会最早于50年代提出“社区发展”和“灰色区域”项目，大力开发关于青少年犯罪、老年和城市贫民窟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协助市政府研究和实施城市改造计划，于1961—1965年在美国5座城市——奥克兰、纽黑文、费城、波士顿、华盛顿——和北卡罗来纳州实施。所谓“灰色区域”，是指介于郊区和闹市区之间，通常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聚居的地区。这是一项综合治理计划，该计划试图示范一种治理城市贫民窟的新方法。它试图推动地方政府和私人联合组成某种机构，进行实验性的社区行动。每项计划包括从学龄前开始的教育、职业教育、少年犯罪教养班、法律服务、包含健康、家庭、青年就业等项咨询服务的居民中心，还特别争取被服务对象参加工作。福特基金会为此共出资2000万美元。这一计划中的许多创意后来为60年代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计划所吸收，同时也推动了大学和学术界对城市贫困人群和少数族裔问题的研究。1964年底约翰逊政府成立经济机会办公室负责“向贫困开战”计划，福特就撤出了。
基金会的“挑战贫困”计划不断研究、跟踪变化中的贫困性质，并随着需要的变化而
转移重点。80年代初开始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因为南方农村由于传统制造业式微，农业生产下降而贫困化，有可能出现向城市的移民潮，基金会及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研究对策。在农村的工作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归纳为“生活、就业和创收”（简称ＬＥＩＧ）， 另一部分是更为治本的农业改进和水土治理。1986年，基金会任命了一个专家组，对前5年的工作作出全面评估，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结果形成了7大册报告书，统称《80年代中期报告》（以下简称《中期报告》），其中关于扶贫工作占据了最大的篇幅。
《中期报告》首先肯定把扶贫作为持续的优先目标的必要性，因为这是美国的顽症，据统计，美国在任何10年期间总有1/4人口曾处于贫困之中；同时福特基金会由于实力雄厚，是少数能够多少对改变现状作出成绩的基金会之一。1986—1987年的两年间，用于城市扶贫项目的预算是6590万美元，农村为1370万美元。与1982—1983年的两年相比，城市增长了57％，农村增长了4。5倍。从1982—1986年的四年中，用于城乡扶贫的预算占基金会总预算的40％，这还不包括列入其他项目下。但实际与扶贫有关的预算，例如教育、人权和单项资助。此外，基金会还促进了对一些社会问题政策的辩论，并影响了政策的明朗化，例如少女怀孕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问题。在政府对某些与扶贫有关的项目大幅度减少预算时，福特基金会的做法吸引了其他基金向这些项目投资，例如社区经济发展、法律服务等。因此，在这方面，福特起了带头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长期承诺；把这一主题放在公开日程的显著地位；影响他人（榜样作用）。
在具体做法上，福特基金会有一些创新，主要是鼓励和支持其他投资者参与社区扶贫工作。一种形式是资助成立或支持已有的各种“社区开发公司”（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吸引投资，激活经济。这些公司的业务内容有：改造城市贫困社区；对开发性和服务性项目进行投资，例如对城区低收入住宅的开发投资；建立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基金会还对这些公司提供金融和管理方面的咨询。另一种形式是在企业和有关项目中充当中介者。总的思想是，使有关投资者在扶贫的同时也能得利，同时促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体现带头作用的另一工作就是研究问题，称为“创知”（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工作。就是不断根据形式变化提出问题，组织专题讨论或资助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以便选择恰当的重点，使扶贫工作事半功倍而有长远效应。
在80年代的具体项目中有两大重点值得一提，都与从尼克松到里根削减福利经费有关。
① 青年就业问题。从在校生做起，举办与就业相联系的训练班，在校外则支持社区与政府机构举办这类训练项目。5年中每年为此花费10亿美元，受益青年达75万人。
② 贫苦妇女儿童健康问题。这是社会中最弱的群体，而又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关系重大。实际上这一领域从50年代起就是福特的关注点之一，不过在70—80年代政府大幅度削减福利中，这一群体受害最大，其严重性更加突显出来，所以成为福特80年代特别关注的重点。此项计划统称为“儿童生存/贫困妇女与儿童公平起点”计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工作：计划生育、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健康的关系、幼童（3岁以下）生存与公平起点。具体做法是先建立少数社区的示范工作站，与志愿人员或团体合作，派工作人员帮助贫困妇女提高家庭地位，懂得运用医疗服务提高防病意识，保护儿童健康，然后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加以推广。5年中用于该项计划国内部分共计2100万美元。
此外还有特殊帮助对象如怀孕少女、南方农村的贫苦妇女、贫困地区的
婴儿、失学儿童等。⑧
（2） 种族问题。
社会改良与种族问题，特别与黑人问题分不开。这是福特基金会长期关注的核心之一。五六十年代正是种族问题尖锐化和民权运动高涨之时，因此基金会在推进种族平等方面态度比较鲜明，工作也做得较多。在1950年的工作方针中就强调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以此为工作重点。在各大基金会中它直接用于反对种族歧视和黑人福利的拨款遥居榜首，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不到20年间总数达25亿美元。其中突出的是支持“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活动，主要是保证黑人在登记选举、就业、居住和司法管理方面有平等的机会。这一资助延伸到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美国本土人（即印第安人）及妇女等。此外还关注国外的种族歧视，长期支持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支持巴西非洲裔人的平等权利以及亚洲争取宪法更加公开地对待少数族裔问题的运动。
教育方面，1956年一次性拨巨款资助全国各本科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尽管不是专为黑人，但全国60家黑人院校都受到资助。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国际工作
福特基金会对民权运动间接和直接的资助，比较突出的有：
● 1953年正当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时，资助“共和国基金”（一个民权组织）1500万美元，用以维护公民自由权，特别是黑人的权利。
● 50年代资助南方教育报告服务社，每年对教育方面取消种族隔离的进展情况作出调查报告，这项工作对推动南方有关机构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 1962年基金会董事会在一项决议中进一步明确要扩大有关支持黑人履行选举权，实行一切种族在教育、就业、住房、娱乐、社交和政治方面机会均等的工作。60年代后期更加直接支持黑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通过一些组织支持黑人捍卫选举权、培养青年黑人政治活动家等。
● 1968年，出资数百万美元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社区改革中心”，宗旨是推动全国各城市成立强有力的社区组织以“提高穷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呼声”；与此相联系，成立了一个游说组织——“社区事务委员会”。由于华盛顿的贫穷地区实际上黑人占绝大多数，这一项目实际的帮助对象也是黑人。
由于这一系列被认为“激进”的活动介入了政治，引起了白人保守派的反对。50年代和60年代都有国会调查基金会的事件，福特首当其冲。1968年遭到第二次国会调查（罪名之一是资助黑人竞选）之后，基金会又于1971年大张旗鼓地宣布出资1000万美元以6年为期用于资助一批黑人高等院校。各方对此举的评论不一，有的认为是基金会的反击，表示继续支持黑人；有的认为是妥协，说明回到教育，退出政治。1968年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