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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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观点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谈到了韩馥在拥立上的用心，这里还需从两派人物对于道德原则和现实政治的认识各有侧重来看。
从两派观点上看，尊献派突出了一个“义”字。所谓“义”，一般认为是泛指道德原则或规范，而在两汉经学家那里，“义”具有道德自律的蕴义，并且提出了“义主我”的命题，引申开去，就是“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进而“义”又可发展成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义、礼、智、信也”（《白虎通义》），从“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的解释看，“义”成为人的本性，正是因为它作为道德原则能够为人们指示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经学家所设定的道德原则即是服务于君父统治的三纲五常，它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范晔曾有过这样的评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3）
尊献派标榜“义”，可以看作是其人性的自然流露，是服膺纲常的表现，当然这也不排除有其掩饰的一面，像袁术那样的人物，《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说他“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绍”，《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又说他“惮立长君”。但在当时条件下，标榜“义”，却很容易为“义”所累，这是因为：尊献派承认了献帝的皇统地位，就确立了与献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是不违背“义”的必然选择。而献帝受制于董卓，董卓要假借皇权，讨伐不臣，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到那时尊献派又要体现臣节的话，就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儿，讨伐董卓就变成了一句空言，像皇甫嵩、朱俊等就因一纸诏书，而舍弃武装，在他们心底里，正是“义”在呼唤着他们投向董卓等人已为其准备好的囚笼，如朱俊所言：“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后汉书》卷七一《朱俊传》）
而较之以尊献派为“义”所累，否献派就要轻松了许多。这不是因为同是具有经学素养的否献派人物会超越“义”，而是否献派通过否定献帝皇统，就成功地规避了董卓假借皇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是着眼于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关东牧守起兵之后，董卓就派了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等高官组成的使团，前往关东阵营，目的很简单，“解释义兵”，换句话说，就是叫关东义兵投降。由此也可说明董卓深谙皇权的妙用。但袁绍却命令河内太守王匡将胡母班、吴循、王环等三人杀掉，使得胡母班至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昔日同殿称臣的故友会向他们打开死亡之门，而操刀者竟然会是自己的妻兄王匡？是啊，胡母班确实成了牺牲品，但他的死却是袁绍等人对董卓假借皇权的示威，是要让董卓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可以否定献帝的皇统，因为他们尊崇的是被董卓废杀的少帝；因为尊崇少帝，所以他们并没有离经叛道，他们仍旧是“救乱诛暴”的忠义之士。况且，他们想要拥立的新皇帝是汉室宗亲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与董卓扶立幼主相区别，而年长有德又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在皇统继立上一贯坚持的标准，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这样看来，否献派尊崇少帝，拥立新的刘姓皇帝，依旧是停留在东汉的君臣名分中，但较之尊献派对“义”的执迷，却能够在政治上获得较大的自主。就这层意义上讲，否献派的再造新皇统，具有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性质。但它却因受到诸如刘虞囿于君臣之义而拒绝称帝、地方自治政权的渐趋成型、韩馥袁绍之间的利益纠葛等各方面因素的干扰而中途夭折。
尊献派没有改变献帝受制于奸臣的现实，反而会受到董卓假借皇权的牵制；否献派是以再造新皇统为归宿，最终也功亏一篑。尊献、否献两派在政治上的表现俱归于失败，但其意义不容低估：
第一，尊献也好，否献也罢，都没有挣脱君臣名分的羁绊，这就为未来寻求汉末政治的出路设定了来自思想意识层面的规范，冲破它谈何容易。
第二，献帝的价值要重新加以估价。在经过对献帝皇统的单纯尊崇和直接否定之后，是否会存在一条中间道路？从汉末历史的进一步演进来看，袁绍、曹操等人表面尊崇实际否定的“挟天子”设想的出现，就是对这条中间道路存在的认可。而这次在地方牧守之间围绕尊献和否献的争执，恰恰构成了“挟天子”的过渡环节。
中间道路：曹操通使长安（1）
在拥立新帝失败之后，否献派的代表人物袁绍取代韩馥入主冀州，他就向谋士沮授提出了怎样“安社稷”的问题，作为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继续。沮授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通过军事扩张，壮大自身实力，以此为保障，“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讨诛未服”（《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袁绍听完之后，非常高兴，认为沮授的建议与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便说了句“此吾心也”。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沮授建议中“迎大驾”，表明了他对献帝皇统的态度，而从袁绍对沮授建议表示赞同看，亦可说明这位当初否献派代表人物对献帝皇统的认识发生了转向。
继否献派在献帝皇统认识发生转向之后，尊献派的代表人物曹操也没有停留在“幼主受制于奸臣”这一情结中，初平三年（192）四月曹操领兖州刺史后，其属吏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在分析当前政治形势和竞争对手情况的基础上，为曹操勾画了一幅未来的政治蓝图：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毛玠的立意很明显，曹操要想强大起来，要出师有名，要标榜那个“义”字，那就要“奉天子”，做好准备，成就大业。曹操欣然接受。
至此，袁绍要“迎大驾于西京”，曹操要“奉天子”。在重归对既成皇统认同的前提下，如何付诸实施，袁、曹二人可就要仔细盘算一下了。去西京的道路可不平坦，入关的大门由谁为你打开？难道还要回到讨伐董卓的旧路上？但在地方牧守彼此兼并、弱肉强食之际，谁又会为此而率军西进，与强悍的凉州武人做一次决战呢？而勿需大动干戈即可西进长安的时机却很快就来到了。
这次时机发生在初平三年四月。不可一世的董卓竟糊糊涂涂地死在他所亲信的吕布的长矛之下，董卓的长安也就一度成了士大夫的长安。这时朝臣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远在关外的“山东诸公”，在司徒王允的安排下，使者张种踏上了东去的路途，为关东牧守送去了这一胜利的喜讯。张种此行的目的，想必是要联络关东牧守，入关勤王，这在有人向王允建议派皇甫嵩前往陕去收编董卓旧部时，王允则以为“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便可见一分晓。董卓被杀，朝臣对关东牧守的接纳，驻屯陕一线的凉州军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入关的大门实际上已经为“山东诸公”打开了。但是，张种的下落不明。打开的大门又很快被凉州武人关闭。时机稍纵即逝。
然而，赵岐的河北之行，又重新燃起了袁绍、曹操的“希望”，那“期会洛阳，奉迎车驾”的约定，莫不就是一种彼此的契合？可是，赵岐却没有及时回到长安。他生病了，在陈留一住就是两年。袁绍又要忙于安定冀州，无暇西顾。刚刚出领兖州的曹操却要“独自”去践约了。
《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中记载：“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使者是曹操的心腹王必。曹操为王必能够觐见天子设计了一条路线，那就是假道河内去长安。之所以要这样设计，是因为当时的河内太守张杨是当年西园军中的军官，曹操是西园军八大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张杨作为曹操的部属，应与曹操相识。后来，张杨受大将军何进指派去并州募兵，参加了关东联盟。张、曹之间有如此关系，加之张杨掌河内是董卓的作为，张杨对凉州军还算友好，张杨协助王必到达长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张杨却没有买曹操的帐，拒绝让王必通过自己的辖区。王必是否焦急，权且不论。而张杨身边的幕僚董昭却有些坐不住了。董昭是兖州人氏，原来是袁绍身边的“红人”，自从袁绍与张邈之间发生矛盾后，因为董昭的弟弟董访是张邈的手下，袁绍对董昭就不信任了，还要加害于他。董昭便离开袁绍，想去长安，中途被张杨挽留。而曹操和张邈是过命的朋友，袁绍当初让曹操去杀张邈的时候，曹操大为反感，对袁绍说：“张邈是咱们的朋友，不管他做得对与不对，我们都应该包容他，现在时局不稳，你却要搞什么自相残杀，那会人人自危的。”并且曹操还曾经很郑重地给家里人说：“如果有一天我阵亡了，你们就去投靠张邈。”当然，在兴平元年（194）兖州事变爆发，张邈成了曹操的敌人，是曹操始料未及的，这是后话。仅就曹操和张邈有过如此密切的关系而言，董昭应该对曹操也不陌生，或者说是属于对曹操很是倾慕的那类人。这类人生逢乱世，却能审时度势，要异常冷静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要把自己的前途命运托付给当时兵微将寡的曹操，的确需要些勇气，这也就是“变通之世，君臣相择”的含义。董昭显然对曹操能做出通使长安的举动，很是佩服，他劝说张杨：“袁绍、曹操看起来好像一家人一样，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长不了。虽然曹操现在还很弱小，但是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您应该和他多多亲善。现在曹操的使者来到咱们这里，这可是一次机会啊！您应该予以放行，还要在天子那里推荐曹操，这些事办妥了，曹操自然会感激您。”张杨显然认为董昭的话很有道理，完全照办。董昭在下面做得更加周全，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