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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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做个“识时务”者，盘结权贵，像段颎那样，甘愿为宦官卖命，去缉捕太学生；投天子所好，花钱买个太尉。但，最终却落个人财两空，身败名裂。
可见，武人要正常地出将入相，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凉州三明”那里还做不到。
忠君：皇甫嵩的底线（1）
不过，东汉政治在桓灵时期的急转直下，羌事未息，黄巾又起，国家武备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异常地壮大起来，可以拥兵征伐的将军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前辈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就在眼前。新武人的代表皇甫嵩（皇甫规的侄子）和董卓在不同道路上寻找着转化的机关。
而启动机关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皇甫嵩之侄皇甫郦就曾明确地说：“朝廷失政，天下大乱，能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人，只有叔父和董卓了。”
但囿于大丈夫要为国家立功的忠良思想，皇甫嵩并没有在政治的路途上比前辈走得更远。
中平年间，皇甫嵩在与黄巾的作战中，屡建奇功，做了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声望已经达到了巅峰，民间的歌谣这样颂扬他：“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要知道，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对于大名，可是日思夜想，煞费心机。可是，皇甫嵩并不快乐，他曾和他的部下阎忠做过一次长谈，表明了他的思想。而在那次谈话中，阎忠则充任了一个异常激进的角色。
阎忠说：“这世上难以得到又最容易失去的是机遇，机遇来了而没有错过，这就是机会。圣人都要等待机遇而有所行动，聪明人也是因为有了机会才有所表现。现在将军您已经有了难得的机遇，而要白白错过，这可怎样保全您的声誉呢？”显然，阎忠是要借机遇和声誉来引导皇甫嵩做出某种选择。
进而，阎忠又说：“天道不会无缘无故地袒护哪一方，百姓只认同有能力的人。现在将军拥兵征伐已获大功，朝野上下都已经知道了您的威名与功德，即使是汤武在世，也无法超越将军您啊！既然这样，您又要一心一意做臣子，这怎么可能呢？”阎忠的愿望已经呼之欲出。
皇甫嵩却对阎忠的质疑大不以为然，他说：“我一心为了国家，忠心耿耿，心安理得。”
阎忠显然不希望自己的一番努力就此功亏一篑，话不说不透，他拿出汉初韩信作例子，劝告皇甫嵩说：“韩信当初仅仅为了那一点点的恩遇，就舍弃了三分基业，人家都把利剑放在他的喉咙之上，他才悔恨叹息当初，想法错了，机遇也就丢掉了；现在的皇帝没有刘邦、项羽那样的权势，并且将军所拥有的武力已经超过了韩信，您只要振臂一呼，征集冀州精锐，调动七州兵马，宣布起兵，渡漳河，饮马孟津，诛除宦官，消灭群凶，大功告成，便可天下归心。然后请命于上帝，南面称制，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现在的政局，小人当道，主上昏庸，将军建立了不赏之功，已经受到了别人的猜忌，如果不早有所行动，后悔就来不及了。”阎忠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让皇甫嵩千万不要走韩信的老路，应该当机立断，抛弃衰败的汉家王朝，拥兵造反，自己做皇帝。
阎忠的激进，并不是他个人的奇想。如果说名士张玄鼓动张温起兵，还摇摆于锄奸与造反之间，那么冀州刺史王芬等名士要密谋刺杀灵帝，就已经将士大夫信仰中至高无上的皇权视为无足轻重的玩物，士人的忠君思想已处在飘摇动荡之中。只是身处变革，时机尚不成熟，形势还不明朗，能够为之欢呼雀跃的士人还很少，曾得知王芬之谋的华歆、曹操就拒绝参与。曹操就认为王芬等人废旧立新，与历史上伊尹、霍光所作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语。伊尹忠诚坦荡，德高望重；霍光是国家重臣，有太后的支持，有大臣的呼应。而王芬等人只是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却没有考虑现在的实际情况，这就很危险了。华歆则认为王芬不能断大事，不会取得成功。
这样看来，变革就在于时、势所向。那么，阎忠所鼓吹的机遇，是否能在皇甫嵩那里成立呢？
而士人要变革，要完成对变异皇权的否定，需要经过自身武人化的过程，要实现与武装的结合，获得变革的工具；而武人，重兵在握，只需一声号令，晃动手中的刀枪，就可以实现变革，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为与不为的选择。
忠君：皇甫嵩的底线（2）
皇甫嵩身为名将，世代忠良，只因为阎忠的一番机遇说，就让他的思想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现实。因此，在听完阎忠激昂慷慨的话语之后，他也表露了自己的心声：“非常之谋不适用于当今这个时代。要建立功绩，怎么会是我这样的庸才能够办到的事情？……现在人们并没有忘记皇帝，老天也不会保佑叛逆。如果虚假地去创立不切实际的功绩，就会很快招致灾祸。不如尽忠于朝廷，恪守做臣子的节操。虽然现在有小人散布谗言，但对于我来说，最坏的局面不过是被流放或者被撤职，可是我的声名就可以流芳百世。你的见解，我实在不愿意再听下去了。”皇甫嵩坚持要做完他的忠臣之梦。
但是，对于同样握有兵权的董卓，情景就大不一样了。他决心尝试一下皇甫嵩所不愿意做出的非常之举。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1）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先是作过州郡吏，后来在段颎的推荐下，得到司徒种嵩的辟召，成了司徒府中的属吏，这也就给了他一个金色的前程。因为在东汉，成为三公府的属吏，升迁的机会特别多，在短时间做到二千石的大官都有可能。但是，他似乎还是没有摆脱武人的宿命，朝廷看重的是他六郡良家子的出身，让他做了羽林郎，目的就是把他培养成为名将。所谓六郡，大概还是沿用了西汉的政区概念，指的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南部、宁夏、山西西部和内蒙古北部。六郡为汉帝国的西北边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其民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谓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非百工，便可纳入良家的范围。董卓膂力过人，可以上马骑射，还有谋略，做一名职业军人，倒也适合他。
事实证明，董卓在军事上还真有些天分，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常胜将军，到了东部，和黄巾交锋，他败了；到了西部，尤其是在凉州，他就能建功。于是，董卓就成了安定西部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那次张温作为总统西部军事的汉军主帅讨伐凉州边章叛乱时，董卓随营效力，却不服调遣，孙坚（三国吴主孙权的父亲）就劝张温杀掉董卓，以肃军纪，张温却无可奈何地说：“董卓在西部声名远震，今天杀了他，以后战事一起，就没有依靠了。”
鉴于董卓在西部的强势，朝堂之上也就有限制董卓的呼声。在董卓再度出任前将军，统军两万平定三辅之乱后，这种呼声已经为灵帝所重视，他也不希望在西部出现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军阀。于是一纸诏书从洛阳发出，征调董卓出任少府。东汉的少府位列九卿，算是高官了，但所掌管的只不过是皇家的琐碎事务，董卓自然不会看中它，况且离开了军职，他就成了无源之水。于是，董卓公然抗命了，他在上书中说：“凉州现在还动乱不安，此时正是臣为朝廷效命的时候。而且臣的部属因为要报答臣对他们的旧恩，纷纷阻拦臣的车驾，使得臣实在无法上路。既然这样，就让我暂且行使前将军的职权吧！我一定会尽职尽责，杀敌立功。”董卓因为部属的阻拦而不能赴任，这是一个能让朝廷信服的理由？此时的董卓已经要挣脱约束，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了。
天高皇帝远，加之此时的朝廷也无心对这位实权派人物做出更严厉的惩治，只能委曲求全，惟一的希望就是解除董卓的兵权，对于董卓的抗命可以不再追究。第二纸诏书便又发了出去，这次是任命董卓出任并州牧，把一州的军政大权交给他，并且并州亦属边地，董卓曾经做过并州刺史，看来朝廷此次的任命较之前次是动了脑筋的。面对诱惑，董卓有些心动了。但他依旧清醒地认识到凉州对他的重要。在凉州的土地上，他要将有将要兵有兵。一旦脱离了故土，董卓虽为州牧，想有作为，恐怕还要从头做起。显然，他又不希望失去这次机会，怎么办才会鱼和熊掌兼得呢？
董卓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再次上书朝廷，对于出任并州牧一职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就任并州牧可以，但他要带上他的亲兵。这对朝廷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为臣子的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同皇帝做起了交易。凭此举，就可以拿董卓问罪。可是，皇帝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国家疲弱，实在无力对这样的强臣做出处置。只要他能交出兵权，他有什么要求，就听之任之吧。
董卓便得意洋洋地率领着三千亲兵上了路，前往并州赴任。
与此同时，洛阳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灵帝驾崩，帝国政治一度处于真空状态。新皇帝要登基，士人要解决多年来与宦官的积怨，宦官要寻求生存的空间，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使得国家政治在焦虑中等待着未卜的将来。对于这位“悠然自得”的并州牧似乎已经忘记了。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2）
但外戚大将军何进却听信了袁绍的建议，要征调外兵进京，以此逼迫太后做出诛杀宦官的决定。这种迂回的做法看似画蛇添足，毫无意义可言，但对于被征调的一员，董卓却看到了新希望已经萌芽。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中平六年的夏季。何进要杀宦官，是因为宦官中有一个异己分子——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他手中有兵权，他与董后结盟，他还希望皇子协做皇帝。蹇硕被除掉了，何进要杀宦官的动力也就没有了。但是，杀宦官可不是何进自己的事，说不杀也就不杀了。袁绍等人害怕何进变计，才建议引外兵进京。何进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何进想借此给宦官提个醒，而袁绍却另有打算。
在袁绍献此计之前，他满脑子里全是建宁元年事变，窦武、陈蕃要杀宦官反被宦官所害，症结在哪里？除去北军失控的因素外，还有什么可以引以为戒的？当年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能够合作，是因为窦武具有士人的身份，一旦肃清宦官之后，大概可以避免重走外戚专政的老路，太后也许会因为陈蕃有恩于己，以及父亲与士大夫的亲密无间，还政与臣。可是，袁绍面对的何进，是个“屠家子”，士大夫不会发自内心地去接纳他。何太后对士大夫也没有丝毫的好感，即便是借助何进的力量剪除了宦官，也不知士大夫能否从中获益。既然存在未知，而何进又在诛除宦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旦何进变计，就会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为防患于未然，还是有所准备的好。而应对突变，拥有武装是最佳的选择。
当时对引外兵入京持反对意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