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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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目标决不是利润，而是为社会服务。作为企业家要获得与自己贡献相应的报酬无可厚非。但作为公务员应该是为纳税人服务（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做好工作是应该的，不能在收入上讨价还价。
当然，在公务员中也应该有一套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也应该关注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决不是干多少活要多少钱，而是一套选拔晋升制度。当公务员可以实现自己经邦治国或造福一方的理想，这是人类满足层次中最高的自我实现。在市场经济中尽管公务员收入并不高，但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所以，选拔就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卡特没有把经济搞好，下台了；克林顿的经济业绩使他能连选连任。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高低密切相关，所以晋升就是对公务员重要的激励。招到好总裁要给高报酬，但招到好公务员靠的是选拔与晋升制度，而不是给15万年薪。
就公务员的收入来说，包括两部分，即固定的货币收入与以津贴和公务消费为形式的实物收入。公务员的货币工资并不高，但又以其他形式得到了更多收入。一个赚钱多的经理要自己开车、养车，够级别的公务员则有公车。即使在国外，公务员的有薪假期、医疗保险都由政府支付，也优于企业。仅就工资制度而言，是有法可依的，实行按职务的等级制。不同等级的工资与晋升快慢有关（晋升又取决于业绩），而与某一段时期的具体业绩（如某一年本地经济增长了多少）无关。业绩对货币收入的影响，通过晋升来体现。
在制定公务员的工资级别时，最高为多少，最低为多少，各级级差是多少，是有一定规定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是对各级别工资标准的调整，而不是单独调哪一个。如果按某市这样的做法，处于公务员系列中较低的镇长都要给15万，那么，市长、省长，以至于总理又该给多少呢？一个镇长拿了15万，省长只拿了4万，这合理吗？
某市想招到好镇长，搞好地方经济，动机是好的，但15万年薪并不是好方法。且不说是否有了好镇长就能搞好经济，或者政府是否应该搞经济。用物质激励来招镇长的做法本身就不对。即使是要高薪养廉，那也是整个公务员工资改革的大事，不能单单从一个镇长做起。这件事反映了一种倾向，似乎什么都要按市场原则办。这种“泛市场”化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甚至会断送市场经济。
各打五十大板
美伊在中东打仗。中国大地上也有两家在“交火”。一方是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3月26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40家企业无根据地宣传自己为“世界名牌”；另一方是受指责的企业表示抗议，甚至声称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没有真刀真枪，但同样像美伊战争一样引人注目。
中国有没有世界名牌？应该承认目前还没有。去年年底评出的世界百家名牌，中国一个没入选。我没再往下看，不过大概看到200家也不会有。再以联想为例，在中国它的确是一个名牌了，但在世界上恐怕连名牌的小老弟也算不上。去年柳传志先生到美国参加世界管理科学大会，与《纽约时报》总编坐在一起。当别人介绍联想时，这位总编表示从没听说过（洋人就是不如咱国人，不知道假装恭维几句“如雷贯耳”之类）。连这样的传媒大亨都没听说过联想，可见它还不是世界名牌。联想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企业该打50大板就在于把不是世界名牌的东西硬要吹成世界名牌。国外的真正名牌，例如，可口可乐、耐克之类，从不在自己的产品或包装上印什么“世界名牌”的字样。倒是许多不知名的国产产品，总爱印上什么世界名牌，自我标榜。这种现象多了，也见怪不怪了。名牌是在精心制作的基础上，通过广告宣传，而受到社会与消费者认可的，决不是自封的。把不是名牌的东西自称为名牌，就像丑女自比西施，小人自比英雄一样，让人恶心，该打。50大板还属于“坦白从宽”的政策。
我之所以认为该打这些企业50大板是要让它们清醒一下。有一些企业心态的确有点浮躁。想当世界名牌并不错，但却忘了名牌的基础是做而不是吹。看看那些世界名牌，无一不是产品质量一流，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地位。这种树立不是靠别人或自己用嘴去“大树特树”，而是靠自己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去树。名牌是历史检验的结果。正如罗马城不能在一夜之间建成一样，名牌也不会“立竿见影”。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世界名牌很正常。如果企业努力工作，总有一天，我们会有真正的世界名牌。但如果把功夫用在自吹上，那就没戏了。打了这些企业，让他们清醒一下也好。
既然这些企业并非世界名牌，为什么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指责它们也该打50大板呢？因为它们做了不该自己做的事。中国还没有非政府组织，所以，不管名为什么，这个组织应该是政府机构，或“二政府”。政府或“二政府”不能认定名牌，也不能指责别人不是名牌。企业要称自己是世界名牌，或在包装上印上这个字样，是自己的行为，谈不上什么违法（正如一个人吹吹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也不算违法一样）。企业出于种种动机，吹吹牛也难免，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又开新闻发布会，又在媒体曝光呢？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受指责的企业，其实却还是不错的。他们的产品固然算不上世界名牌，但质量不错，在国内也算小有名气了。老百姓是相信政府和媒体的，这样公开指责它们，对这些企业的发展不利，说大了对中国经济也不利。小题大做，不值得。
这个协会该打50大板也是要让他们清醒一下，明确自己作为政府一部分的职责。这种职责就是打击假冒伪劣、盗用别人品牌者，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但决不能“亲自”钦封名牌或指责企业（当然那些造假者不在此列）。
美伊战争的是非吾等小民不敢非议，但国内这场“交火”我还想奉劝一下：中国需要名牌，如果企业和政府能共同合作，各司其职，这不皆大欢喜吗？所以，如果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谋创名牌之计，而不是互相指责，我想这50大板就免了吧！
机票限价：计划经济阴魂不散
被媒体爆炒的民航价格听证会似乎是一种进步：要放开禁折令了。但实际上仅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仍然由政府实行价格限制，要规定价格上限（最高涨价25％）与价格下限（以6折为限）。
民航如何定价从小处看，涉及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民航能否走出困境的问题；从大处看，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如何突破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政府应该限制民航的价格吗？政府能管理好民航的价格吗？从更深层次来看，政府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什么思想？这种思想有利于市场化，还是不利于市场化？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一些行业实行价格管制，规定其不能超过的价格上限或不能低于的价格下限。这种做法曾经被广泛使用，甚至现在有些国家还在应用，但90％以上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种价格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的取消管制中，这种做法已大大减少，就我们国家来看，对个别一家企业垄断的行业（如铁路），对关系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个别产品（如药品）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管制也是可以的，但对民航价格实在没有必要管。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下的民航公司应该是有权做出独立决策的企业。尽管我们的民航公司还是只有国家一个股东，但也应该是国有而不是国营，放手让企业自己决策。定价权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横加干预，无疑是对企业权利的侵犯。你要企业经营好，又不让它自由运用价格杠杆，这无异于绑住演员的手脚，又让她跳出优美的舞蹈。企业不是由政府“搞”好的，也不能在政府这个婆婆的指手划脚中经营，只有真正把包括定价权在内的一切经营权交给民航公司，它们才会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像铁路、自来水之类一家独占的垄断企业，缺乏竞争，又有可能用自己的垄断权力提价而不利于消费者，对它们进行点价格管制尚且说得过去。但民航并非这样的行业，民航是一个由几家大公司控制的寡头市场，民航作为交通运输也有替代品（铁路或高速公路）。因此，在民航各公司之间，以及与作为替代品的铁路、汽车运输企业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样，就使得民航自己不能任意决定价格，它们要根据市场竞争与供求关系确定合理价格。合理的价格并不是由多少钱而定，只要消费者接受，生产者能承受，无论多高或多低都是合理的。换言之，合理的价格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就不能由政府设置上限或下限，划一个框架。
有时政府也会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这时经济效率会有损失，但从社会来看，安定的好处大于效率的损失。但民航又不属于此列，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民航业也并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而奢侈品需求富有弹性，在美国，民航的需求弹性为2。4左右，属于富有弹性的商品。在中国民航更属于奢侈品，民航乘客主要是高收入者和公务出差者，需求弹性极大。民航涨价也好，降价也好，对国计民生不会有什么显著影响，更不会影响安定团结，也没有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因此，没必要出于社会或政治考虑而去损害经济效率。
总之，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这种于国、于企业、于民无利的事，政府何必去做呢？放开价格才是人间正道。
政府管不好民航价格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是一种规范分析，从实证的角度，从操作这个层次看，政府也管不好民航的价格。市场经济中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决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及时调整，这就要求定价者对供求状况及其变动有全面而及时的了解。换言之；要有充分信息；定价决策要及时而准确。在这方面，政府远远不如企业。政府对民航市场供求的了解肯定不如企业，充其量只能是雾中看花。政府的信息不如企业充分，这是其一。其二，供求受多种因素影响，瞬息万变，政府的信息传递渠道不如企业畅通，无法及时做出决策。其三，政府的决策过程需要的时间长，等价格管制决策做出时，恐怕是“黄花菜都凉了”。总之一句话，政府没有管制民航价格的能力。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与价格下限并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当然不会起到好作用。
民航价格应该既无上限又无下限。其上限只受消费者支付意愿和能力的制约，只要消费者愿意接受，有人坐飞机（保证一定的上座率），多高也无所谓。当然，没有价格上限，民航也不会无限涨价，如果从北京到上海涨至一张票1万元谁会坐飞机呢？企业的价格上限来自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其下限是企业的成本，从长期来看，企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