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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06年读书选集-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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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些人的记忆更有意思。 

  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作家,名字叫谭甫成,大概在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前后,他和石涛——俩人是哥们儿——就已经写出了相当成熟的后来被批评界叫做“先锋小说”的作品,那比后来的马原、余华、格非们要早得多。要认真追寻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兴起,他们的写作试验绝对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他们是先行者。我和冯骥才在一九八三年前后编了一本小说选集《当代短篇小说四十三篇》(这书到一九八五年才被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出晚了,可惜),里面就收了谭甫成和石涛的两篇小说《高原》和《河谷地》,可是,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俩人中的石涛,近年还有人时时提起,因为石涛后来改行做书,编了那本热了好一阵子的书《格调》;可是谭甫成,不要说普通读者,连很多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著述,都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大约是根本不知道罢。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人常常提到那十年的一个重要变革,是“语言的自觉”,在我印象里,谭甫成在写作上是最早的语言自觉者之一,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我还写小说,是他一点不客气地批评我的小说语言“没有张力”,给我很大的震动,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写作还有“语言张力”这回事,也让我从此加入了语言的自觉者的行列,以致后来还专门做“毛文体”的研究。为这个,我至今感谢谭甫成,他的一席批评,让我终生受益。这么一个人,值得不值得找到他,请他口述当年,写些记忆文字?他的回忆会不会对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特别是所谓先锋文学的发展的历史做重要的补充?何况,当年谭甫成还有这样的经历:独身一人,徒步漫游黄河,也就是迈着两条腿沿着黄河到处走,到处看;兜里本来没几块钱,很快花完了,没饭吃,只好要饭,提着一根棍子(防狗),站在老乡家的门口大声喊:“给口馍吃吧!”——这样的经历如果写成回忆文字,会不会比很多成功或成名人士的“痛说革命家史”更有意思?我还想,如果谭甫成能把在八十年代在黄河沿岸所见所闻仔细写下来,这记忆就不限于个人生活的升迁沉浮,记忆的微光就多少照向了社会——比如,照向黄河两岸的农村——或许,可以算做是“另一个八十年代”的某种记忆写作吧?一本曹锦清写的《黄河边上的中国》曾引起无数人的关注和思考,其实,八十年代人大多数都经历丰富,据我所知,那时候沿着黄河走过、流浪过的人还有不少,如果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我们对黄河边上的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不就又延伸到八十年代了吗? 
    这里说谭甫成,不过是个例子,没有意思说他是怎么了不得的人物,可是被埋没了,更没有意思说现在应如何对他实行“抢救”,再经过媒体的打磨,让他重新闪闪发光。实际上,这样被有目的地炮制、包装出来的故事已经太多了,恰恰是今天对八十年代进行回顾、反思的时候应尽量避免的。我这里不过是想强调,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有很多可能,这回忆应该尽量开放,不应该事先被任何一种框子框住。我熟悉文学,以文学方面来说,我认为应该进入这记忆写作的人是太多太多了,绝不是占有了“社会知名度”的那些作家才有话说。比如,活跃在八十年代的许许多多的期刊,对那一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发展的贡献,是没办法估量的,依我看,那作用远远比那时候任何一个个人都大得多。而编辑这些刊物的编辑们,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名英雄,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批人都很少站在聚光灯底下表演,他们中很多人也根本无意于此,或是压根就没想过聚光灯这回事。可是,我认为恰恰是他们,不但最清楚八十年代的潮起潮落,而且是那时期的风云变幻的幕后设计者和组织者。我个人在八十年代的经历很有限,全国那么多编辑部,打过交道的,更有限,可我还是敢说,对八十年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经过的大变革来说,有太多的编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里说,他们那时候通观全局,对变革的来龙去脉,比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更清楚,有更冷静的观察,往小里说,他们知道太多的“内幕”和“秘密”——有时候,这些细节正是解释某个特定历史的金钥匙。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有些人可能退休了,有些人还在岗位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找他们并不难,为什么不找他们去问问八十年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找他们去回顾和检讨八十年代?这两年,我曾经和好几位文学刊物的老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说话,对八十年代的往事发表意见,甚至专门编写《八十年代文学编辑史》(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史写作,写出来,一定比现在那些干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实在得多了),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动手。 

  我不知道《新京报》这个八十年代口述史专栏还会不会继续办下去?如果还会继续,那我有个建议:以后能不能多找些老编辑来做口述?比如李小林(《收获》)、章仲锷(《当代》、《文学四季》)、傅晓红(《钟山》)、崔道怡、朱伟(《人民文学》)、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谢昌余(《当代文艺探索》)、高莽(《世界文学》)——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很长,我敢保证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部活的文学史。如果把眼光转到文学界之外,那有话可说的人就更多了,先不说别的,单《读书》编辑部的编辑们,记忆里就有多少涉及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宝贵历史资料?无论是动口还是动手,要是把它们记录成文,那该为八十年代的回顾和反思提供多少新材料、新话题? 

  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发在《深圳商报》的文章《掀开门帘,走进八十年代后院》的文章,作者狐皮猴看了对八十年代人的访谈文章之后说:“就是他们搅动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而且有的影响力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他这话也让我不安,因为这里有误解,我希望《新京报》出版这本口述史不要再引起这样的误解。说某些人,某群人掀动了八十年代什么什么潮,这类说法近来好像多了起来,也许有些人听了很高兴,甚至很得意,可这是神话,是在大部分八十年代人还活得好好的时候,在他们眼皮底下编造神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以被搅动,还被搅动得那么热火,形成一个生气勃勃又乱七八糟的特殊时代(这是孟悦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形容和概括,我觉得用来形容八十年代也不差),参与的人群太多了,官方理论家和专家学者,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改革家和下岗工人,政治家和庸众——所有这些群体都是搅动那个时代的动力,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维护了各自的利益。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发展,不应该被简化、被化约,尤其不能被简化成一些文化精英如何发迹,如何成功的故事。 

  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担心是多余,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简化常常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在这简化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叙事又常常被普遍认可,最后变成了“事实”。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无论宣传还是评价八十年代记忆文字的时候,常出现一个词儿,“领军人物”——谁谁是那个时候在哪个方面起“领军”作用的人物。以我的经历和经验,这不符合事实。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有些人在当时影响比较大,起了一种特别的作用,不过要是把这种影响和作用说成是“领军”,那就把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过于简化了。或许,“领军”这类说法原来不过是一种修辞,一种形容上的方便,可说多了,就很容易被当真,真以为谁谁是“领军人物”,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先不说八十年代如何“乱七八糟”(生气勃勃的乱七八糟),青草池塘处处蛙,大狗小狗一起叫,根本不可能有人来带领、指挥或者是领导,就是有人想当指挥,想要“领军”,谁听你的啊?我说一件往事,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一九八四年底有一个杭州会议,这个会由于和“寻根文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很被文学史家重视,但是我在这里不说这个会,只讲会议之外的一个细节:大概是为了省钱,会议是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里举行,那时候开会条件没有现在好,差远了,不但都是几个人住一个房间,而且,已经十二月了,可房间里没有暖气,很冷,睡前想洗热水澡缓和一下,那是绝不可能。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到黄子平住的房间里去聊天,看见他正在一个热水盆里烫脚,不过在膝上放了一本书,一边让两只脚在热水里互相搓洗,一边低头看书。这引起我的好奇心,问他:“喂,看的什么书?”黄子平头也不抬地回答说:“《管锥编》。”我有些吃惊:“你就这么看《管锥编》?洗脚时候?”黄子平这时候才抬起头,笑笑说:“这书这时候看最合适。”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话立刻引来一屋子的笑声——绝不是子平一个人,那时候人人都非常狂傲,那是一个狂傲的时代,就凭这一点,谁能是领军人物? 

  自“文革”结束以来,对历史做回顾、反思一直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生活的重要内容,二十多年来,很多理论争论,很多思想冲突,都是围绕着这些回顾和反思进行的,一直没有停过。九十年代以后,社会风气骤变,物质主义像一股暴虐的台风席卷了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风过后,山河易色,物非人非。但是对历史做回顾、反思的习惯似乎并没有断掉,就像有一根坚韧的绳索,让许许多多喜欢思想的人都紧紧抓着它,彼此呼应,鱼贯前行。 

  这样一想,我就越觉得读者手里这本《追寻八十年代》是很值得一读的书,如果它还有什么缺点,有不尽人意之处,以后再改进就是了。 

  (《追寻八十年代》,《新京报》编,中信出版社即出) 
    
                                                                                 返回目录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
                                                   □旷新年《读书》2006年第11期
 
   我身上的某种气质让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势利的文人学士们中间去。一九八九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这座“最高学府”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也有人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的“不屈不挠的反讽”。二○○五年,当我突然面对可怕的处境,面对知识、道德和智慧的破产,身体和精神彻底崩溃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绝的,实际上是与我自己相关的某些元素。在许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正视张承志开辟的文学道路。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而且在社会时代的处境上,他们两人都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同样因为“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放弃了虚构性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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