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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06年读书选集-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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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以周士乡为例来加以说明。 
  周士乡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公里。四十年代该乡的人口总和约为一万八千余人,其中定居人口一万五千,割苇人、难民和打鱼人等流动人口三千。尽管人口这么多,乡公所包括乡长在内,只有四名专职人员和十几名临时雇用的乡丁。 

  周士乡登录于《受害者名册》的死者是一千六百八十三人。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鼠疫受害,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我查阅了各种史料,终于在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编的《疫情旬报》中,找到了只有一行文字的记载:“周士乡发现鼠疫患者三例。至该地传染情况如何; 以湘北战事复起; 未获续报。” 
  乡公所民事干事肖宋成谈到,他的妻子、女儿染上鼠疫后; 懂点医术的唐炳煌乡长亲自来家里诊治,用的是手头上仅有的一点治疟疾的药。以此看出,疫区的乡长也没有任何防治鼠疫的药物。另外,遇难者的后事处理也没有得到上面政府的任何援助。下面是肖宋成谈的鼠疫死者后事处理的情况。 

  我周士乡水域宽广,到处是芦苇丛生,波光荡漾,是渔民出没的好地方,每年光银鱼就产数万斤。民国三十一至三十二年,由于鼠疫流行,不少渔民死亡。我任民事干事,负责处理了无人认领和无力处理的尸首数百个。雇请零工掩埋,每埋一具尸体,工钱是三斗谷。当时向各商家大户募捐,向家榨坊派捐一百担谷,高家绸缎庄光洋二百块,唐乡长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三二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虽尽力处理,但地域宽广,加上敌机临空,警报频繁,人心惶惶,大部分死人难以顾及。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夜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有不少住在湖中小岛上的渔民阖家死亡,曾一时集市上鲜鱼断绝。解放后,在治理水域修堤垸开垦荒洲时,常见尸骨累累。 

  第二,防疫政策与传统的观念及习俗正面冲突,也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违背。 
  由于民众持有的传统观念、信仰和习俗,如传统的身体观、医疗观、循回轮转的来世观以及丧葬礼仪等等,与基于西洋医学的防疫工作格格不入,导致了政府的防疫政策受到了极大的阻力,打防疫针、入隔离病院、火葬等重要的防疫措施,无一不遭到群众的强烈抵抗和躲避。而且,不仅患者本人,家属也都要隔离观察,住房被封闭甚至被焚毁,使一些人家失去生活的基础,也是群众反抗防疫的重要原因。 

  对防疫所遇到的困难,容启荣在报告书中也有所涉及。 
  就打预防针一项而论,许多具有高等教育者尚且拒不接受,则知识水准较低之民众更难期其乐于接受矣。常德自敌机散布鼠疫后,卫生人员不避艰苦不顾危险努力防治工作,以期消灭敌人施用细菌战术之企图。谁知当地民众反视卫生人员如寇,有殴打防疫人员之情形。并且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实因外籍医师伯力士(卫生署奥地利籍防疫专家,作者注)欲挖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 

  第三, 战时的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局限性。 
  首先,军情优先的倾向非常明显,而且以作战的方式进行防疫。为了确保过往军队不染鼠疫和军粮供应,防止鼠疫扩大和消灭鼠疫是急不可待的。从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纷纷派出防疫队之举,还是政府防疫部门负责人亲自启程去常德考察,或是当地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推行防疫政策,这些都与来自军队的建议和施加的压力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德县政府防疫部门的议事录上,几乎每次都留下动用了多少军队的记录。 
  其次,防疫工作浮在上面或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地深入民间,特别是下层社会。比如,防疫宣传是由政府宣传部门及当地报界担当,方法是召开宣传大会,报纸上登载防疫知识,大街上贴出标语等等,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倒是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敏锐地指出,鼠疫是“贫民病”,但贫苦人因忙于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加宣传大会,而且多数人不识字,看不懂报纸,所以大面上搞宣传不如采取挨户走访讲道理的方法。 

  这种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应对现状的能力很弱。特别是当政策在老百姓那里行不通时,似乎就没有了进一步的方法,显得束手无策。从防疫会议记录看,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三年期间,开会的议题都离不开如何普及防疫注射,讨论来讨论去总是那么一套话,要么强制推行,要么严厉惩罚,再不就是将民众贬斥一番。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防疫工作的效果不佳。据常德调查委员会对城区受害者遗属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死者逝去前没有接受过注射,死后家人也没有报告政府,没送隔离医院,更没有火葬。就是说,政府的防疫政策哪一条也没执行。
  另外,自上而下的防疫体制的问题还在于,第一线的工作非常薄弱,漏洞很多。一位当年在石公桥警察所工作的警察(一九二二年生),谈到了在疫区工作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我随新任命的所长一同抵达石公桥时,派出所的警察已跑得所剩无几了。我们招了一些外地人来当警察。我们每天在疫区里巡逻,但是,说句心里话,即使是知道有因鼠疫死亡的,谁又敢上前去了解呢?巡逻只不过是点到为止罢了。我本人就负责带队检查,进疫区怎么办,预防传染所采取的只有土办法,脚穿半统胶鞋,用湿毛巾罩在口鼻上。疫区的划定也很随便,既不敢去实地调查,又无防疫部门的参加,更找不到当地群众核实,仅由警察数人猜估罢了。因此,没有被划为疫区的地区仍有一家一户死绝的现象。 

   
  “记忆保卫者”的价值 
   
  我在书的结束语中,举了两位以中日间的战争为题材的日本作家的例子,说明日本社会和学界对战争看法的盲点。 
  一位是石川达三,他曾随攻打南京的日军一同行军作战,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当中,“描写了日本兵的残暴,杀害无辜平民,虐杀俘虏,掠夺,强奸,放火”。他说,刻画士兵的残忍,是为了揭露战场的残酷性,战场改变了人。石川的小说,由于被视为反战小说,所以战争期间他受到了警方的起诉,小说被禁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反战作家,视野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我的同事白石喜彦是这样评论石川达三的: 

  石川达三的良心充其量是对日本国家的良心,没有超越国境。这本小说的登场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留意过打仗对手中国军或者中国民众的事。石川追究了战争对每一个日本士兵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侵略战争的实态就摆在眼前,石川却避开了日本军队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的问题实质。看不到侵略,也就看不到被侵略的一方。 

  我以为,白石的意见一语中的,他所分析的石川达三的问题所在,是日本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另一位是三岛由纪夫,他在小说《牡丹》中描写了一个在南京大屠杀时,对几百名中国女性进行性犯罪后予以杀掉的日本校官。战后,校官建了一个牡丹园,种植了与他杀死的女性同样数字的牡丹花。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分析这部作品时说,“三岛并没有将杀害中国女性视为残暴的性犯罪,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恶作剧式的欢愉来描写的”。 

  尽管程度不同,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从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去看战争,因此对被侵略的一方视而不见,看不见对方同样是人,没有把刺刀下的人当作人来看。 
  居美犹太人、旧金山人权中心馆长库珀(Rabbi Abraham 
Cooper)在日本召开的有关历史记忆的国际研讨会上说,加害民族与被害民族和解的关键,在于“知识”即“历史事实”的共有。而“知识”的形成及“历史事实”的掌握,离不开受害者个人的体验和记忆。犹太人中,有许多“记忆的保卫者”,他们将集中营里的事实回忆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对比之下,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各国各地需要有更多的“记忆的保卫者”。 

  的确,民众的记忆中散在着真实的历史事实,长期以来,从记忆中去整理再现历史的工作被忽略了,而且忽略很多。与无视侵略历史的历史修正主义、自民族中心主义对阵,需要用历史事实说话,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另外,较为具体地立体地去看过去的战争受害,也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习俗的许多特征,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其中有不少可供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的资源。 

  东京地方法院于二○○二年、东京高等法院于二○○五年分别做出了判决。虽然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国家对战争受害的赔偿责任,从这一点来讲,是败诉了,但是,两次的判决书中,都肯定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责任,这又可以说,是很大的进展。 

  从细菌战战争犯罪史实的揭露、受害赔偿诉讼,以及受害记忆的整理等过程可以看出,反思过去的战争需要民族间、国民间、市民间的携手和合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跨越国界的草根式的携手和合作逐步扩展,这是许多历史事实得到澄清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也是反对今后战争的基本保证。 

  (《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日军细菌战的伤痕》,聂莉莉著) 
 
    
                                                                                 返回目录平民化战争研究的启示
                                                   □李小江《读书》2006年第10期
 
   平民化的战争研究是否可能?战争研究是否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继而进入到“个人”的日常生活?答案通常是两个极端,正如今天的战争研究表现出的实际状况:一种局限在军事学中,近于客观的自然科学,面对过往战争,无论是非对错,也无论民族国家,都可以放在沙盘上用作教材。这种研究集中在军事院校和军事研究机构,它的对象是军队、武器、后勤以及战役、战术之类与“打仗”直接相关的人事——这其中的“人”就是军人,可以完全无涉平民——目的也很单纯,就是打败敌人取得(战争)“胜利”,而不是要与你和平共处。另一种研究出现在民间,它关注的对象不是战场和战役,而是战争中的平民,它的目标因而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强盛,而是共享和平。但是,在战争时期,平民也一定是有敌我之分的,其实都分享着战胜的荣誉/利益或分担着战败的耻辱/损失,没人能逃脱干系。障碍因此摆在面前:除非你是局外的第三者,否则,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平民化研究十分困难。至少,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对日本政府的傲慢和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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