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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06年读书选集-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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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北大唐晓峰教授寄来一本他的新作《人文地理随笔》,读后颇感亲切。随笔深入浅出,与其说是人文地理随笔,我看更是一本地理学的人文笔记。他是专家,能够将地理学讲得如此“人味儿”十足,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对我这样不懂什么是地理学的人来说,更有启发性。用唐晓峰自己的话说,“是受了洋人的启发,西方人文地理学,想得很多,管得很宽,‘人味儿’十足,明确划在人文社会科学一边”。我想,人头脑中的地理,不仅仅是一张图,而是一个立体的形象空间,然而这个形象空间却又离不开图的提示和匡正,这也就是舆图的魅力所在了。 

  “左图右史”,历来形容典籍图史收藏的丰足。《新唐书·杨绾传》:“性沉静,独处一室,左图右史,凝尘满席,澹如也。”我想“左图右史”还应该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图与史是不能分离的,图与史分列左右,可以互相参补印证。治史者若没有地理知识,缺乏历史空间的方位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史地并称,正是这个道理。 

  治史者如此,就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舆图之学也是极为重要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果没有地理常识,也就无从体会杜甫那种愉悦亢奋心情之下,为自己设计的“即从”、“便下”水陆两路的行程。 

  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也必须参考舆图。《水浒》的活动空间虽仅在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一带,远比不上《三国演义》那样广阔,但书中所涉及的州府县治,皆有所本,之间的距离和地貌也与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的郁郁堂本,还是李卓吾评的一百回芥子园本和年代最早的郭勋刻本,虽有内容上的增减,但都有关于山东河北一带地理方位上的内容,显见作者对地理的熟悉。金圣叹批注之贯华堂七十回本,虽然经过他的删改,毕竟是近之百年来最流行的版本。 

  说到金圣叹,想到一件与地理水文也有关系的事情。二○○一年夏,某日下午我去琉璃厂荣宝斋,买完东西后顺便到楼上我的老同学萨本介的办公室闲坐,本介兄与我小学同窗,高我一班,后来在荣宝斋工作,是齐白石先生的孙婿,每到琉璃厂,走累了总要到他那里歇歇脚。那日闲坐之时,本介兄忽然说:“我让你看件东西,但不许看下款,你猜猜是谁的手迹。”说完拿出一手卷,打开后不见引首,只是个纸本长卷,内容很生,仔细辨认,是关于山东一带水文的勘记,故不甚明白。字写得尚工整,在行楷之间,绝对说不上好。且字体颇拙,非书家作品。我问本介兄为何人墨迹,他笑而不答,一定让我猜猜。我告诉他根本猜不出来,他才展尽长卷,露出下款“金人瑞”三字。我很吃惊,金圣叹墨迹我见过不多,无从判断,回来后急忙找出他在顺治戊子所书“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墨迹书影,似无相似之处,那关于山东水文长卷中的字更显得朴拙,全无潇洒之气。惟款识中“金人瑞”三字与那副对子的“金圣叹”三字,确是相像得很。 

  金圣叹一生不仕进,文学批评和诗文却留下不少,但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只是哭文庙上揭帖一案导致身首异处的事情尽人皆知。而其考察山东水文地质的事迹,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估计是他壮年流寓山东时所为。这一手卷是荣宝斋在门市收购的,出自何人之手,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位与《水浒》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就是俞万春了。金圣叹腰斩《水浒》后,又在七十回后半部加写了卢俊义惊噩梦,俞万春写《荡寇志》完全是凭借着这个基础拼造出来的。且不说俞万春的写作目的与政治观点,只说《荡寇志》与《水浒》的衍生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善于钻《水浒》的空子,二是极为熟悉《水浒》活动空间的地理环境。俞氏生活在嘉道年间,当时通行于世的《水浒》版本主要是金批的贯华堂本,俞氏从此入手,对于前七十回中的每一微小浮笔,都变为可乘之机而大大加以渲染、发挥。而对前七十回中没有明确交代下落的人物,如被高俅逐走的延安府教头王进、祝家庄的拳棒教师栾廷玉、扈三娘的弟弟扈成、失守大名府的败将李成、闻达等等,使之再度登场,参加讨伐梁山的行列。其他如《水浒》中人物之间的矛盾乃至这些人上山的前因后果,利用得都十分巧妙,没有牵强、生硬的痕迹,可算《荡寇志》的第一大特点。而第二大特点就是文中对于水浒活动空间的地理了如指掌,北至沧州,南至徐淮,东及沿海,西界豫皖,州府县治的距离、地貌水文、城垣沟壑叙述甚为清楚。我在少年时代读《荡寇志》时,手头总放着一部历史地图集,随时翻阅查找,惊奇地发现《荡寇志》涉及的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的大小地名,皆能在地图上检索,从某地至某地所用时日,也都因其距离上的差异算得十分清楚合理,可以说比《水浒》更为详细。唯一遗憾是州府县治有以明清建制代替宋代建制的错误。俞万春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科举功名仅是诸生,青年时代曾随父在广东任所,对山东、河北未必十分熟悉。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前后凡二十二年,虽为小说,在写作上确实是下了功夫的。如果说俞氏没有长期在山东、河北生活的经历,那么起码在写作时是离不开舆图的,而且利用的也不仅仅是一种舆图,否则不会有如此详尽的描述。由此想到时下某些武侠小说,书中人物今日峨嵋、明日天山,既无交通工具,又不知山川路途之远近,车船行旅之艰辛,写来不需任何舆图参考,倒也省去不少气力。 

  治文史者而无舆地之学,绝不会形成历史时空的整体概念,历史就不会是立体的了。清人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是最典型的史地结合的著作。顾氏积三十年之力,取材于二十一史及百余种地方志,纠正了前人许多重大错误,尤其对于山川险要和用兵攻取方面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是结合史书阅读的重要文献。《读史方舆纪要》略于景物名胜方面,但在附录中有《舆图要览》四卷,是全书精华所在。中国舆图文献虽有悠久的历史,但留下的实物并不很多,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禹迹》、《华夷》两图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得以保留,可惜记注太简单,篇幅又小,参考价值不大。 

  国外汉学家十分重视舆图的收藏和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舆图是世界各国图书馆中最丰富的,大约有近万种之多。今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大李孝聪教授编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收录了从明清时期刻本、绘本传统地图到二十世纪百年来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测地图多种,其中弥足珍贵的有《大明舆地志》、《热河行宫全图》、《台湾舆图》、《万里海疆图说》等等。中国舆图流于海外的很多,包括历史地图及山川形胜、水文地貌、古迹园林和疆域沿革的重要舆图文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正规的平面实测历史地图,大多是百余年来历史学家编绘的,而其主要依据是史书的文字记载而非古人留下的地图。由此想到在欧洲的许多博物馆中看到不少中世纪以来保存的地图,有的是绘制在羊皮纸上,有的为铜板印刷,极其精致准确,这一点是超过我们的。一九五三年以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进行,经过二十年时间修订和充实,终于完成了这一多卷本史地巨著。当我们今天读史不能须臾离开此书之时,对于史地学前辈的敬仰油然而生,尤其是谭季龙(其骧)先生半生致力于此项工作,泽及后学,更是感到崇敬。
    地理知识是一种常识性的知识。我这里讲的不是地理学,地理学是专门学者的事,而地理知识则是一般人应该了解和知道的东西。古人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较之行万里路,前者似乎是容易些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行万里路”的机会和条件,那么许多地理上的常识就要从图上去得到,这比读地理方志更为感性。 

  我对于地图的兴趣是源于学龄之前,至今记忆犹新。 
  五岁时,我的老祖母有位当小学校长的朋友,叫骆淑华,终生未嫁,彼时已经年届六旬。那位骆校长个子很高,脸很大,脸上还有几粒不太明显的麻子,说话声音嘶哑,从来不苟言笑,永远穿着一件颜色暗淡的长衫,很少女性的特征,我小时候很害怕她,只要她来家里,我总躲出去,尽可能不和她接触。也就是这位骆校长,某次送给我一盘中国地理拼图。这盘地理拼图大约有一本八开书那么大,只有两厘米厚,是木板制成的,表面贴着一整幅彩色中国分省地图,而每个行省都可以分离,现在想来可能是先将图贴在木板上,再由细木匠用旧式的弓子锼出来的。每个行省为一整块儿,大小形状不同,但拼起来就是一整幅中国政区图。中国的疆界有个槽,每块行省拼接后可以严丝合缝地放入槽中,成为一个平面。每省中的大小城市也均有标注,而全国的河流山脉在全图中也画得清清楚楚。这盘中国地理拼图大约制作于三四十年代,当时行省之中还有外蒙古、西康省和绥远、热河、察哈尔诸省。记得后来我的儿子小时候也有这样一盒中国地理拼图,只不过那是用塑料简单压成的,材质粗糙,虽然五颜六色、花花绿绿,块与块之间也可以拼接,上面却什么都没有,比起我玩过的就简陋多了。 

  我对骆校长的礼物爱不释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盘拼图成了我最喜欢的玩具,直至上了小学,仍然经常拿出来抚弄一番,因此对全国每个行省的形状及与邻省的衔接达到极为熟悉的程度,甚至闭着眼睛,用手可以摸出是哪个省份,然后再拼接起来。后来有了地理课,我这一门的成绩永远是满分。一直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我的地理方位概念和地理形象思维确是超过一般人的。一盘小小的地理拼图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这一点来说,我是永远怀念那位严肃而冷漠的骆校长的。 

  “文革”之中,在家赋闲点读《汉书》,读到汉武帝时与匈奴的关系,所涉及武帝开边的内容很多,常常遇到的地名如龙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马邑(今山西朔县)、上谷(今北京延庆西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及什么阗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段)、狼居胥山(今蒙古克鲁伦河北的都图龙山)、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等等。这些名称在汉与匈奴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甚至成为后代许多诗文的典故。要了解这一地区的大致情况和方位,就必须使用《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时十卷本还没有出齐),并参考今天的地图,相互比照,于是整体概念就形成了。《汉书》注家中应劭和颜师古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他们注释《汉书》在地理方面的条目也就涉及魏晋与唐代不同的理解,这些也都要依靠随时翻阅历史地图。“文革”时可用书籍有限,手头也没有古今地图的覆盖式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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