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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着-第25章

小说: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着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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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挠∠笫牵亲云鄣美骱ΑU庵帧云邸⊿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第六部分附录——“适时出现”的柏杨(1)

    朱洪海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发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超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

    一、适时出现的柏杨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

    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说《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小说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反革命”,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小说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只有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

    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

    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

    有关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今天的中国,那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发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首诗、一篇小说、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外来的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

    第四个到来的是柏杨。

    “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

    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当时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柏杨先生震撼性的声音,让学子们争相阅读。当时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柏杨的讨论。

    迄今为止,柏杨先生两千万字的文学、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杨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则是“酱缸文化”。“酱缸文化”的到来加速了破冰之旅的进程。

    从文化界开始的反思在整个社会引发了全面碰撞,人们都感受到社会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又步履维艰,明显的特征是进两步退一步,新时期的改革萌芽在严重的争议中艰难生长。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显然不够彻底,因为反思的出发点都是站在了传统的基础上。对于传统,中国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的,但是问题在于何谓精华?怎么知道不会由于眼神不好、大脑迟钝,紧抱不放的精华实际却是糟粕?并且由于时间的转换、地点的不同,糟粕与精华之间也会互相转换的。

    这时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们还没有能力认知这一点。

    于是,当“酱缸文化”带着“国民性批判”到来的时候,连一向激进的青年学子们都惊异得变了脸,柏杨先生把传统给连根拔了。

    争议之大不必细说,即使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圈,柏杨两个字也可以成为一场争论的开端。在大陆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个房间都为柏杨召开过专门的“卧谈会”。

    大陆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思考的是:我们的传统是什么?

    八十年代,从打碎传统文化开始,也打碎了人们心中的价值体系,柏杨先生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说,柏杨的到来是“适时出现”,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速了这个打碎的进程。而假如柏杨迟到的话,相信对于彼此,那样的错过,是无法用“遗憾”这个词汇可以表达的。

    旧的东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蓦然处于浮游状态,面对着骤然开阔的世界,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开始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价,不知向何处去。

    第六部分附录——“适时出现”的柏杨(2)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与延续还是要强调这句话,迄今为止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十年,对于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有多么的重要。

    这个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高度浓缩着心灵的痛苦与挣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从没有面对过如此猛烈的撕裂与阵痛。

    将柏杨先生纳入到八十年代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离开了这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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