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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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古今相遇一感伤千年挥斧树仍在井蛙洗缸费思量屈原徒怀家国恨谏臣鲜血洒刑场多少捶胸扼腕事端赖几人不寻常
序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里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做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征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我，你当初杀人时，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凭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凭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的刀子，不会凭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地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爬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候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七·二三·台北
第一部分丑陋的中国人（1）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根据记录稿整理。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