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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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
当斯大林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决定都忘记了？
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通过6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结给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末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在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主席台上，蒋介石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
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俄、德、中三国结盟，开展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主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向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坐在一旁。
托洛茨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明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
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不明谈，却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能率领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呢？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会见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不知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革命红人蒋介石，就充满戒心。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5、钢铁斯大林
中苏两国的报刊和出版物，皆从来不提这次会晤。
中国革命问题，后来成为联共（布）党内就世界革命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论的焦点。自1925年以后，斯大林、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
尖锐的托洛茨基和圆滑的季诺维也夫是失败者。1926年10月，二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一个月后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又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以布哈林出任第一书记的共产国际，从组织上确立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
列宁晚年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道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最终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甚至更严重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的帽子达数十年之久。中国共产党人也长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当那段激荡的岁月像天边白云一样远去之后，这位十月革命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才终于获得越来越趋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这种评价的变化确实来之不易。
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如下：“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基本上全盘照搬苏联的观点。
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则修改为如下内容：“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已经开始有所节制。
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已经变为：“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客观描述占据主要成分了。
这是位既才华横溢又矛盾丛生的历史人物。他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作出了比斯大林更为客观的判断，但他的认识就100％正确而毫无问题吗？他会见蒋介石时装作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其实那时他已经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兴趣，后来还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但出了书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通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的确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分为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宣称中国革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又有着共同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任何一种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虽然很尖锐，但也很左。
很左的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却忘掉了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于是他低估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当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没有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
他太自信了。自信得以为列宁之后，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而真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
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
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
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像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谁人看中毛泽东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