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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中国高层新智囊-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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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司长,1998年至今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    
          
      素质就是命运,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解思忠    
      在当今,一本人文著作要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并不难,如果又能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好评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能博得境外媒体的一致好评,恐怕就只有《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了。    
      在当今,一位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副部长并不罕见,如果又是一名作家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是一名人文学者,恐怕就只有解思忠一人了。    
      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通过《国民素质忧思录》这本书,开始认识解思忠这个人的;在2003年一个秋日的上午,登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一走进解思忠的办公室,目光便被墙上一张2002年2月28日朱基总理与他握手交谈的大幅照片所吸引。据介绍,他与许多国家领导人合过影,之所以选取这一张挂在办公桌的正前方,一是因为非常敬仰朱总理的为官、为人,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朱总理的教诲与嘱托。    
      解思忠虽然已57岁,但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给人的感觉却比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他有着北方人特有的高大身材,和蔼儒雅,平易近人,脚上的一双黑布鞋格外引人注目。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务——“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再接过他年初刚出版的《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只见封底上有一段关于他的简介文字:    
      解思忠,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职务,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已出版8部国民素质专著与4部长篇文学作品,学术代表作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合称“国民素质三部曲”……    
      看着解思忠集国务院副部长、高级工程师、人文学者、作家于一身的种种头衔,我出于好奇,便问起了他的人生经历。“说来话长,你还是看看我的这本书吧——”他笑着递过一本2002年出版的《素质与命运》,“这本书,既是一部阐发我提出的‘素质就是命运’这一命题的现身说法的感悟录,也是一部回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求学、治学道路上得失成败,并从自身素质方面追溯原因的回忆录。你看过之后,自然就会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有所了解。”    
    


第二辑解思忠 (2)

    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1946年4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6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那样吃下去。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把割的草运出山, 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俄语成绩以100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一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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