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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中国高层新智囊-第32章

小说: 中国高层新智囊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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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第二辑解思忠 (3)

    艰难曲折文学路    
      早在初中时期,解思忠就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到县城上初中后,解思忠第一次在阅览室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刊物;于是,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阅览室;而且,自己还订阅了阅览室里没有的《文学知识》等杂志。他还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遇到特别喜欢的便狠狠心买下。这些订杂志和买书的钱,都是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挣来的;而他当时为了省钱,却吃着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    
      文学书刊看得多了,写作的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文在全班、乃至于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经常被老师批上“贴堂”二字,重抄后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其他同学看;有的还被抄写在黑板上,作为范文讲解。随着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每当他拿起这些厚厚的书时,总忍不住用手反复摩挲,久久地凝望着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好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平时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假期则集中时间专攻文学。他曾利用一个寒假,摘录了数百首唐宋诗词,装订成册,取名为《绝妙诗词》,供自己欣赏背诵。他还曾利用一个暑假留在学校里,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古典文学。为了避免干扰,独自住在一间堆满课桌椅的教室里——由于进出都得低头弯腰,从课桌椅的缝隙中间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别人也就不进来了;一个暑假下来,他把从先秦到明清的散文名篇摘抄了几大本,并将其中部分篇章翻译成白话文。    
      然而,就在高中毕业之前,解思忠却突然改考理工科,原因是担心家庭出身会影响录取。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会由于“政审不合格”而被剥夺录取资格;即便能合格,在录取时也不会一视同仁,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和文科类专业。他想,自己虽然一直准备报考文科,但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如改考理工科,反而更有把握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而且,学理工科并不妨碍自己将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他曾在一本介绍俄罗斯作家的书中看到,有位作家同时也是工程师。    
      进入大学后,解思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借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被视为“封资修”而遭禁,学校和社会上的图书馆都被关闭,书店里也几乎买不到什么书,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借阅了大量的人文著作。1967年9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大姐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闭门读书,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并摘抄了一本语录;从那时起,他不仅对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佩服之至,还开始对国民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在秦岭山区的艰苦环境中,解思忠又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1973年春节放假后,解思忠留在工地值班;期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儿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创作一部反映建筑工地生活长篇小说的宏愿,并以诗言志,题为《读〈孟子·告子下〉》:“舜本农夫,躬耕畎亩;傅说为相,举于版筑。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艰难困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自强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鸣则已,一鸣冲天。”——10年之后,他创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被出版社采用!    
      当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园地依然荒芜凋零,却不再是前几年那种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状况,已有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些省级文学刊物也陆续恢复。解思忠为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却还是咬咬牙,把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订了,以致于邮局还以为他是在为单位阅览室订杂志。在矿区施工期间,工地上只有一份《陕西日报》;他经常吃过晚饭后,骑自行车颠簸十几里山路,到厂区的阅览室里去看报纸,然后披星戴月地摸黑回来。    
      时过不久,解思忠调到厂区施工,住宿条件比矿区改善了许多;但为了业余时间少受外界干扰,他主动要求住进一间别人都不愿意住的宿舍——孤零零的四面都是外墙,可谓“夏暖冬凉”,而且只有五六平方米。他在里面支了张床后,连张普通的桌子也放不下,只好用木板钉了个简易的小桌子;写作时,就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趴在上面;写得累了,便直起腰来,捶打捶打后背,看看桌上儿子的照片。    
      经过两年笔耕,解思忠终于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长篇小说;投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他借调到京参加首都国际机场建设后,就去出版社打听书稿的消息;这才知道当时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要经过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位领导人审读批准,而且全国只有这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每年也就是一两部。他看出版无望,便把书稿带回来,锁在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此后,每当解思忠打开抽屉,目光接触到书稿时,心便隐隐地被刺痛一下;他既没有勇气再去翻看,也舍不得扔掉——它毕竟凝聚了自己两年的心血,给过自己美好的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的情绪异常低落;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决定放弃文学创作,并把书稿扔进了房后一条靠近农田的小水沟。谁知几天之后,那部书稿却像投水自尽者一样漂浮了起来;他将书稿捞起来后和砖头捆在一起,再次扔了进去。近10多年来,他虽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却对这部书稿总难以忘怀;每当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起落时,都忍不住会遥望停机坪北面的一座楼房——它后面曾经有过一条小水沟,那里埋葬着自己的第一部书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思忠再次萌发了创作的欲望;经过一番论证,他决定以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一题材,一方面是这种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不会由于时间长而“过时”——他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方志敏本人的敬仰——他不仅是一位革命烈士,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忠于信仰、有节操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做人的楷模。2001年,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时过10多年,方志敏研究会成立时聘请解思忠为顾问;在2002年的年会上,他作了一次题为《重精神重操守》的演讲,对方志敏精神进行了颂扬。    
      创作历史题材作品,首先得搜集资料。然而,当时一些诸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样的革命回忆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存后还没有解禁,北京只有两家图书馆能借阅到这类书籍报刊:一家是地处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另一家是地处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两家图书馆都得凭单位介绍信借阅,而且还不许将书籍报刊带出阅览室。当时,解思忠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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